弥罗斯岛
是斯巴达移民建立的城邦。他们一直不愿意隶属于雅典帝国，保持中立态度，后来雅典人带军队来到弥罗斯的领土，要求他们加入到自己一边，否则就将诉诸武力，在这样做之前，他们派遣代表和弥罗斯交涉。雅典人和弥罗斯人的辩论是一次开诚布公的、强者和弱者有关生死存亡的辩论，这一辩论的场景也许不是完全真实的，但是其中的理由看来还是反映了各自的观点。
弥罗斯人让雅典人在少数统治者面前发言。雅典代表首先坦白地说，他们不想说诸如因为雅典人打败了波斯人，所以有维持帝国的权利；或者说雅典人现在和弥罗斯人作战，是因为弥罗斯人损害了雅典人－—说这套话都是大家所不相信的。他首先亮出讨论的前提原则，说“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同时也知道，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这个原则实际上就是“强权即公理”，他建议弥罗斯只应该在这个前提下争取他们所能够争取的。而弥罗斯人则试图让雅典人设身处地，说这个原则影响到你们也和影响到任何其他人一样，如果你们自己到了倾危的一日，就会受到可怕的报复。
雅典人不以为意，也许他们觉得帝国的末日还很遥远。他们只是敦促对方在武力威胁面前考虑怎样做对自己才有利。说“我们使你们加入我们这个帝国，不是我们想自找麻烦，而是为着你们的利益，同时也为着我们自己的利益，想保全你们。”弥罗斯人针锋相对地说：“我们做奴隶，而你们做主人，怎么会有同等的利益呢？”他们问雅典人为什么不赞成他们保守中立，不做任何一边的盟邦。雅典人说“因为你们对我们的敌视对我们的损害少，而我们和你们的友好对我们的损害多；”即他们是想在实力的基础上寻求最大的利益，他们也是在这种实力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不在乎弥罗斯人的敌视。弥罗斯人又试图提请雅典人注意历史，注意他们与其他雅典属国的不同，他们毕竟已经享有了七百年的自由。而雅典人认为这没有什么差别，那个国家有力量，它就可以保持独立，我们不去攻击它是因为我们有所畏惧。言外之意是弱小的弥罗斯人是他们毫不足惧的。弥罗斯人的问题就仅在于怎样保全自己的生命，不去无望地反抗过分强大的对方。这里的逻辑仍然是赤裸裸、不加掩饰的功利和强权逻辑，完全是实力在说话，而再没有其他的考虑。
雅典人最后对弥罗斯人说，你们的资源很少，不能使你们应付你们目前所对抗的力量而获得生存的机会。所以，以独立的态度对待地位相等的人，以恭顺的态度对待地位较高的人，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地位较低的人－这是安全的常规。弥罗斯人最终不愿意抛弃自他们的城邦建立以来享受了七百年的自由，决定抵抗。围攻战进行得很激烈，因为城内有叛变者，弥罗斯人最后无条件地向雅典人投降了。凡适合于兵役年龄而被俘虏的人们都被雅典人杀了；妇女及孩童则出卖为奴隶。[19]雅典人把弥罗斯作为自己的领土，后来派了五百移民移居在那里。
整个辩论中，雅典人的态度都表现得相当无所谓。大概他们认为由于雅典的实力太强大，而弥罗斯的力量太弱小，雅典人完全可以不在乎弥罗斯人的态度，而这场辩论对弥罗斯人却是生死攸关的。但这一对弥罗斯人生死攸关的事情在雅典人那里似乎是轻飘飘的，弥罗斯人试图诉诸雅典人的同情心，却完全不起作用，而对功利逻辑的运用，也无法使雅典人改变决定。雅典人极其冷静和清醒的只考虑一种逻辑，这就是功利的逻辑、实力的逻辑、强权的逻辑。如果在国际关系中只有这一种逻辑，那人类的处境确实是永远不会让人乐观。自然，不仅任何强弱都是相对的，最强的也可能有一天强弱易位，[20]无论如何，雅典代表的发言是很难得的一篇坦率的为强权辩护的辩辞，其揭示的人类处境值得人类深长思之。
后来雅典人又为他们远征西西里辩护说，“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城邦行使绝对权力的时候，合乎逻辑的方针就是对自己有利的方针，种族上的联系只有在他们靠得住的时候才存在；一个人依照每个时期的特殊情况而决定他的朋友和敌人。”这些话类似近代“没有永久的敌友，只有永久的利益”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这可能真的是人类过去历史的基本事实，但如果这也就是人类固定不变的未来那将令人悲哀。雅典人还为自己的扩张行为辩护说，“在希腊，我们统治了一些城市，使我们自己不受别人的统治；在西西里，我们是来解放一些城市，使我们不受西西里人的侵害。”这样说就太过分了，他们派遣强大的舰队来进攻西西里人竟然是因为害怕遥远的西西里人会侵害他们。雅典人又说：“我们不得不干涉各方面的事务，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在各方面防范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干涉政策和我们的国格令誉全都合于你们的利益，”这种为追求一种自身绝对安全的干涉理由也是很难让人信服的的。[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