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宗实录是宋人所编，其隐讳处不在周世宗，而在于赵匡胤。而且，不但薛史全依实录，连欧史、《五代史补》、《九国春秋》、《资治通鉴》也完全一样，因为撰述者全是宋臣，不得不这样做。拙著《中外战争全史》第三册第九篇二章九节，论周世宗及其战后一文，曾考证征南唐之役，赵匡胤打了一次大败仗，丢了滁州、六合，影响全般态势，周军吃了一次大亏，而上述诸史皆不书。兹将此文转录于此，以供读者参考。然是书史评是在叙述战役经过之后而作，现在单独引用，须将是年的全般作战情形，先作一番简单的交代，以免读者感到迷惑。
周显德三年（九五六）正月，世宗自将伐唐。时，周将李谷久攻寿州（今安徽寿县）不克，南唐军救至，谷退守正阳，亡失颇多。世宗命侍卫都指挥使李重进驰援，击退唐军，再进至寿州城下。及世宗自至，命诸军围城，亦久攻不下。
南唐援军水师万余，系舟于涂山（今怀远东南八里），命赵匡胤击走之，复命其进袭清流关（今滁县西北）。匡胤乘胜遂取滁州（今滁县），更进据六合。二月间，世宗以滁州已下，命韩令坤等进取扬州，复乘虚而袭下泰州。三月，南唐之光州、蕲州—今潢川、蕲春—降，周兵又攻下舒州。
四月，南唐军大举反攻，唐将陆孟俊先克泰州，续攻扬州。令坤欲弃城而回，世宗命张永德驰援，令坤复入扬州。
寿州久不下，世宗移驻濠州（今凤台县东北），指挥全局。
自四月下旬起，全般情势逆转，世宗自濠州移涡口（当系败退），五月还京师。六月，寿州唐军出击，周军人心不固，会赵匡胤自滁州、六合率兵回阙（当是败退），过寿州，协同作战，军心始安。七月，世宗允向训之请，放弃扬州，并兵以攻寿州（因全般情势逆转，扬州被迫放弃）。同时，唐军统帅齐王李景达进军至濠州，有众五万。
世宗回汴京后，大建水军，以图再举，当是在濠州吃了唐军水师的亏，故决心大建水军。
现在我们就可以谈战役评论了，作者在是篇史评中，有关这一节的部分，原文如下—文字稍有修改—
征南唐之役，历史上有一个大可疑之处。显德三年四月杪，世宗自濠州移涡口，在是处置镇淮军，遂还京师。此处恐怕大有文章，可能是打了一次败仗，丢了濠州而回。作者不敢十分肯定地说，且举出几个理由，以供读者参考。
1 四月中旬，各方面皆打胜仗，前方军事方殷，而京中又无大故，如非战败，没有回京必要。世宗明明在濠州设置统帅部，并无濠州失守纪录，到了七月间，忽然有南唐统帅齐王李景达统率五万人进驻濠州，岂非怪事？
2 向训于七月始放弃扬州，而驻在滁州、六合的赵匡胤，却于六月间就在寿州出现，如不是打了败仗，丢了那个战略要地，决不会平白放弃滁州、六合，让扬州陷于孤立的道理。起初，周军已取滁州、六合，乃进兵攻下扬州，而滁州、六合一失，便不得不放弃孤悬的扬州，这个关键非常明显。（拙著战争史有图，容易一目了然。读者但打开江苏、安徽二省地图一看，亦可参考。）
3 《旧五代史》周世宗本纪，露出两个马脚。第一，显德四年（九五七）秋七月丁亥，“以前徐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武行德为左卫上将军。先是，行德分兵屯定远县，既而为淮军所袭，王师死者数百人，帝惩其偾军之咎，故以环卫处之。”（五代环卫官是没有实权的）同时降为环卫的还有李继勋，继勋是在寿州打败仗，史上有作战失败纪录（记在显德三年六月，本纪），何以独不叙武行德之败呢？一定大有文章。因为定远是被敌人奇袭而失守的，显然是由于赵匡胤丢了滁州、六合，南唐军乘胜直趋定远，突如其来，武行德没有准备，招架不及。史上掩饰定远之败，实在是掩饰滁州六合之败。
第二，显德四年十二月，叙述周水军奏捷之后，附带追述：“初，上之渡淮也，比无水战之备，每遇敌之战棹，无如之何。”因此，他一回京师，便大造战舰，勤练水军。由此可见，显德三年，周世宗吃过南唐水师的亏，然不见纪录。以理推断，要吃亏一定是在濠州，在放弃濠州，转进涡口之前，周军一帆风顺，到处报捷，无此可能。那么，为什么新旧《五代史》、《五代史补》、《九国春秋》、《资治通鉴》等，皆对周世宗显德三年之败，讳莫如深呢？实际并不是为周世宗讳，而是为宋太祖赵匡胤讳。
综合以上事实，作合理判断，其实情大概是这样的：由于赵匡胤先失滁州、六合，接着是定远受到奇袭。定远已失，唐陆军自南向北，水师自东溯淮西上，会攻濠州，濠州遂失守。于是扬州孤立无援，不得不自动放弃。因为责任首在赵匡胤，故宋代史家，一个个都讳莫如深。宋人所修新旧二五代史，皆称赵匡胤为“今上”（《通鉴》则直称“太祖皇帝”）不敢书名，“今上”的事，自然只能说好，不能说坏。
附 注
注一：事实上确已有人误信《五代实录》所云，断言梁庶人友珪及末帝之实录，为周显德中所补修。（如《二十二史割记》卷二十一）
注二：刘恕，宋代史家，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书成之后，复自编《通鉴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