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会经过我的邻居汉娜·阿伦特的房子。最初我是在搜索阿伦特在柏林的足迹时，得知她在柏林最后的地址的。事实上，我也不住在她家对面，但我们距离绝不算远。我总在跑步时，在无意间穿越城市时，就来到了那栋楼前面。如果是1932年到1933年年初，我若是在这附近跑步，我们一定会撞见。她可能不会对一个东亚面孔的人敞开心扉，讲述自己此时所从事的写作与行动。很快她会先被盖世太保逮捕，再被一名困惑的初级官员释放，接着就会永远离开这片街区，流亡到巴黎。
当年仲夏来临，柏林的日照会变得很漫长，但从那个夏天起，我便再也见不到这位“邻居”。在1933年的漫长夏日，我和这里为数不多的东亚人，会如何度过？这里是有东亚人的，自然也有来自中华民国的中国人。季羡林1935年去哥廷根大学读博士前，就在柏林住了一个月。出国前，他被历史学家蒋廷黻嘱咐，德国目前是法西斯主义，去了德国谨言慎行，最好不要谈论政治。
汉娜·阿伦特曾居住的这栋楼，外墙上钉着一个不起眼的纪念牌。上面写着：在这里原本存在的一栋附属房屋中，哲学家汉娜·阿伦特（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曾在流亡之前居住于此。她在这里写成了关于拉赫尔·瓦恩哈根的传记。1933年，她经由法国流亡至美国，在那里发表了她的重要著作之一，《极权主义的起源》。
这段话过于简短，以至于不熟悉阿伦特流亡历程的人看到，也许会以为她1933年途经法国，就顺理成章地去了美国；也会以为她在这里居住时，就写完了并发表了拉赫尔·瓦恩哈根的传记。事实上，在1933年那个夏天来临前，阿伦特完成了这本传记的前十一章；1938年，她才在巴黎完成了最后两章。直到1957年，纳粹德国已倒台十二年后，这本书才终获出版。阿伦特在法国也不只是途经，她在巴黎流亡了七年。1940年法国沦陷，她被维希政府关入居尔集中营。1941年她才抵达美国。
我是阿伦特长久以来的读者，但很多年里，我的阅读仅限于她那些最有名的著作。很长时间内我并不知道阿伦特有过怎样的流亡经历。在中国大学本科毕业后，我去到香港，读研究生，做记者，工作和生活数年，亲历香港最不安的近十年。那是我成为成年人的城市，展开职业生涯和知识生活的城市，也长久以为它会是我的终点站。我会在那里做记者和编辑，报道和书写中国，写作自己的书。
2021年我来到欧洲，因为我所有参与的伊拉斯谟项目的要求，我辗转在德国、波兰、捷克，最后在2024年夏天，定居在柏林。我没有去那些更吸引人的地中海国家，而是选择了这三个历史苦难深重的欧盟国度，带着一些重大问题而来，希望获得欧洲的启发，夺回丢失的语言。但移民的事实不是这样。
2021年到2022年间，我书写了好些关乎历史、移民和离散的文章。在那些故事里，我以随时抽身的访谈者和旁观者而存在。那得益于学院泡泡的保护，我不用思索更多学院外的世界。2023年和2024年，我离开学院，笨拙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每天梦醒时都惊觉自己变得不再一样，却找不到描述那种变化的语言。于是就沉默着，走了很长的路。
2023年，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新词，“历史的乐色时间”，随后相关文章很快被官方封禁。体育比赛里，胜负大局已定，比赛仍然继续，那剩余的时间，便是乐色时间。在前面冠以“历史”二字，更让人感到一种历史决定论的悲哀。一种被彻底浪费的人生。
我想青年阿伦特也经历过属于她的“历史的乐色时间”。她的出版年表足以证明这一观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几乎所有重要的著作，都是在1950年以后出版的。在我读过的几本阿伦特传记里，青年阿伦特的经历总是让人喘不过气，却也让我拥有奇怪的亲近感——那个不停办签证、学习一门新语言、不断迁移、不断寻找临时差事，总是被中断写作、又总是不断写作的阿伦特，让我尤为亲近。
但是，我还想讲另一个翻转版本的故事，一个让阿伦特曾感到亲近的中国人：
法国陷落前，本雅明去丹麦拜访布莱希特，带回来布莱希特的作品。阿伦特将其记下，也传给了丈夫布吕赫。那首叫做《关于老子出关途中〈道德经〉起源的传说》的诗，据阿伦特的记载，在难民营中口耳相传，鼓舞了黑暗时代的人们。老子也遥远的历史中被迫迁移，老子也在迁移的途中书写了《道德经》。我想老子的传说和他的思想，也曾让这群陷入绝境的人感到过亲近。
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共享彼此的精神宇宙，都是彼此活在真实里的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