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有关政治的书，因此不必像学者那样力求立场超然，也不必像新闻记者一样力求公正客观。本书有政治上的目的，希望能强化人们维护自由的意志，对抗为支持极权主义而抛弃自由之后产生的威胁。同时，本书奠基于一个先入为主的信念：欧洲传统基本原则与极权主义革命基本原则之间，毫无妥协余地。
正因为了解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会对欧洲基本原则构成威胁，我没办法接受一般人对极权主义革命的解释和关述。在我看来，他们谈论表面现象就已满足，往往拒绝承认那些无懈可击的证据，而死抱着一厢情愿的想法，悲哀地让人联想到所有的旧体制，为掩饰自身名存实亡的现实，始终沈爵在自数之中。这些旧秩序倡导者的自欺欺人助长了新兴的革命力量，但无助于旧秩序的胜利。
因此，我似乎得为极权主义找到证据更确击、更适当的解释和关述方式。由于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没有所谓的「意外」和「奇迹」，政治与社会的果必有充分的因，一场动摇社会基本原则的革命，只有在社会组织基础发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它必然肇因于另一场将人类对天性、社会本质，以及人类社会功能、社会地位观念都彻底改变的革命。
在本书中，我试图把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诠释成一种根本性的革命。我刻意将这个分析局限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虽然我并不相信唯物主义历史观。我认为，物质绝对不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而只不过是人类存在的支柱之一。从人类具有双重本质、同时隶属兽性与神性领域的现象来看，物质绝不比另一条支柱，也就是精神支柱来得重要，不过也毫不逊色就是了。于是，人类的发展与改变，不仅表现在精神活动和艺术创造上，也显露在社会和商业方面；要不仅表现在精神活动和艺术创造上，也显露在社会和商业方面；要分析一场革命，似乎需要做全盘分析。
但首先，这种尝试必定难逃失败，而且会以史宾格勒式噩梦收场：尽管它并未忽视人类活动最细微的部分（烹调仪式或性仪式、军事战术或地图制作），却还是失去人类发展历程的线索；再者，前几个世纪的特性是，人类致力于让精神层面为物质层面服务。比方说，若要分析16世纪宗教改革在社会和经济层面的起源，显然是最迂回且浪费时间的方式，因为从13世纪到16世纪的特征是，人类一直试图让物质附属在精神领域之下。但如果要从精神层面开始分析此时正在进行的革命，同样也是虚耗光阴。不过，别忘了，我对社会层面变革进行的分析，也只提供了半幅全景而已。
我尝试做的分析，可追溯到欧洲在希特勒掌权前的太平盛世，当时，民主世界即将趋于完善，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不过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干扰而已。但甚至在那个时候，心灵的平静有来也是虚幻的，某个浩劫正在逼近。于是，我的分析于纳粹在德国掌权后，实质上已经完成，并通过其后多年来的考验，让我在预测时事趋势方面，具有某种程度的正确性。因此，我既然敢说它已证明不只是假设，也就认为这本书有充分的理由出版问世。
但同时，我也觉得必须附带提出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警告，书中也会再三强调：尽管这个分析是在纽约完成，而且主要是为了美国读者而写，但结论绝不可任意套用于美国。无论日后是什么力量来决定美国各方面的发展，都是和欧洲大相迳庭的。许多朋友很容易把欧洲模式套用到美国的发展上，在我看来，这既不利于了解美国，也危害人们对欧洲的认识。如果我的主张与结论被拿来如此利用（或滥用），那就真的和我的本意背道而驰。
（彼得·德鲁克1939年1月于美国纽约州）
正因为了解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会对欧洲基本原则构成威胁，我没办法接受一般人对极权主义革命的解释和关述。在我看来，他们谈论表面现象就已满足，往往拒绝承认那些无懈可击的证据，而死抱着一厢情愿的想法，悲哀地让人联想到所有的旧体制，为掩饰自身名存实亡的现实，始终沈爵在自数之中。这些旧秩序倡导者的自欺欺人助长了新兴的革命力量，但无助于旧秩序的胜利。
因此，我似乎得为极权主义找到证据更确击、更适当的解释和关述方式。由于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没有所谓的「意外」和「奇迹」，政治与社会的果必有充分的因，一场动摇社会基本原则的革命，只有在社会组织基础发生根本变革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它必然肇因于另一场将人类对天性、社会本质，以及人类社会功能、社会地位观念都彻底改变的革命。
在本书中，我试图把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诠释成一种根本性的革命。我刻意将这个分析局限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虽然我并不相信唯物主义历史观。我认为，物质绝对不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而只不过是人类存在的支柱之一。从人类具有双重本质、同时隶属兽性与神性领域的现象来看，物质绝不比另一条支柱，也就是精神支柱来得重要，不过也毫不逊色就是了。于是，人类的发展与改变，不仅表现在精神活动和艺术创造上，也显露在社会和商业方面；要不仅表现在精神活动和艺术创造上，也显露在社会和商业方面；要分析一场革命，似乎需要做全盘分析。
但首先，这种尝试必定难逃失败，而且会以史宾格勒式噩梦收场：尽管它并未忽视人类活动最细微的部分（烹调仪式或性仪式、军事战术或地图制作），却还是失去人类发展历程的线索；再者，前几个世纪的特性是，人类致力于让精神层面为物质层面服务。比方说，若要分析16世纪宗教改革在社会和经济层面的起源，显然是最迂回且浪费时间的方式，因为从13世纪到16世纪的特征是，人类一直试图让物质附属在精神领域之下。但如果要从精神层面开始分析此时正在进行的革命，同样也是虚耗光阴。不过，别忘了，我对社会层面变革进行的分析，也只提供了半幅全景而已。
我尝试做的分析，可追溯到欧洲在希特勒掌权前的太平盛世，当时，民主世界即将趋于完善，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不过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干扰而已。但甚至在那个时候，心灵的平静有来也是虚幻的，某个浩劫正在逼近。于是，我的分析于纳粹在德国掌权后，实质上已经完成，并通过其后多年来的考验，让我在预测时事趋势方面，具有某种程度的正确性。因此，我既然敢说它已证明不只是假设，也就认为这本书有充分的理由出版问世。
但同时，我也觉得必须附带提出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警告，书中也会再三强调：尽管这个分析是在纽约完成，而且主要是为了美国读者而写，但结论绝不可任意套用于美国。无论日后是什么力量来决定美国各方面的发展，都是和欧洲大相迳庭的。许多朋友很容易把欧洲模式套用到美国的发展上，在我看来，这既不利于了解美国，也危害人们对欧洲的认识。如果我的主张与结论被拿来如此利用（或滥用），那就真的和我的本意背道而驰。
（彼得·德鲁克1939年1月于美国纽约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