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评李的部分，评杜的部分共九章。前六章为分论，分别论及杜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以及饮酒的习惯，后三章主要论及杜甫与三位友人之间的关系，即与严武、岑参、苏涣的交谊。相比前六章，后三章的政治意味要淡些。
那么，在郭眼中，杜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开篇即从杜甫的阶级立场讲起，其实这也是在为杜甫定性。那就是“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从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而且，“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思想的脊梁”。郭不愧为文章高手，开篇即先声夺人，给杜甫扣上这么一顶大帽子。须知，在1970年代，这样的评价就等于告诉世人，杜甫是个反动分子。
接着展开立论，杜甫在梓州写有《喜雨》一诗，诗中说“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诗人要用钢鞭鞭打雷公，让他降下滂沱大雨来清洗吴越一带。为什么呢？因为杜甫在诗后注中说“时闻浙右多盗贼”。郭认为，这里的“盗贼”是指农民起义军，杜甫既然仇视农民起义军，肯定就是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他接着又举了杜的一首诗《夔府书怀》：“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表明杜对于百姓采取了敌视态度，严防人民作乱成为“绿林盗寇”。这表明杜的阶级情感是站在统治阶级那一边的。
对于杜甫的代表作《三吏》《三别》，郭一一展开分析。从《新婚别》中“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一句可看出，由于真正的贫家女是不能脱离劳动生产的，而这家人的“新娘”却在日夜躲藏，可见她一定是出生地主家庭。这是杜在以“地主生活的习惯来写的‘贫家女’”。《垂老别》写的凄惨，“这就是不久前的‘盛唐’景象”。《无家别》的最后一句“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对于杜甫提出的这个问题，郭自己给出了答案：“照诗的情调和作者的意识看来”，那就是“没有办法”。《新家吏》虽然展示了作者的同情心，表达了激愤；但对于造成这些惨状的原因和怎样才能解救灾难，作者却隐而不言。因此他的同情，“应该说是廉价的同情”，“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石壕吏》，面对官员的横征暴敛，杜甫“完全作为一个无言的旁观者，是值得惊异的”。《潼关吏》，是杜在叮嘱守将必须坚守，保持警惕，不要轻敌。综观这六首诗，郭先生认为，杜甫笔下的人民形象，“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杜甫“不希望人民有反抗情绪”。反之，则是杜所“不能同情的危险分子”，而这就是“杜甫的基本态度”。
为了说明杜甫的阶级立场问题，郭先生又举了被称为杜代表作的两首诗。一首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据郭分析，从茅屋的构成来看，茅屋“茅草有三重，一般说来，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瓦房来还要讲究。”也就是说，杜甫所住的茅屋，在当时简直应算是豪宅了。“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诗人在怨天恨人。”孩子们把被风刮走了的茅草拾取了，杜甫就破口大骂。他这是只顾“诉说自己的贫困，他却忘记了农民们比他穷困百倍。”最后一句“广厦千万间”，历来为诗家所激赏；但郭先生认为，这里的“寒士”是指暂时“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因此，这其实也是杜甫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在考虑问题。另一首《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首先，这里的“老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是位富农；而且这位富农粗鄙无礼，跟杜甫这位官老爷不在一个阶层上，表明在杜甫眼中“阶级的界线，十分森严”。本诗的立意在于以这位老农的口吻来赞美严武；而严武，又是一位性格暴虐的封建军阀。据此，郭先生认为杜甫不可能超越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更不可能代表人民。相反，杜甫正是因为执意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才被封为了“诗圣”。而杜如真是超越了自己的阶级，他不仅不能成为“诗圣”，“恐怕连他的姓和名都早就销声匿迹，或者遭受到一千多年‘乱臣贼子’的骂名了。”
郭认为，杜甫是一个有着浓重封建门阀观念的人，即以自己的氏族血统传统为荣，而这正是他地主阶级立场的表现，表现得还“十分露骨”“顽强”“庸俗”。杜甫向人夸耀杜姓是陶唐氏尧皇帝的后人，把晋人杜预认为是他的“远祖”，又数次称道自己的祖父杜审言，甚至说“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他还喜欢乱攀高枝，“甚至发展到和唐代帝室攀亲戚，讲世谊的地步”。《别李义》一诗，“叙述了杜家和李姓王朝的亲戚关系”。由于杜甫重视门阀，“故对于有门阀地位的人，往往不择对象，甚至使用曲笔加以颂扬”。他举了一个例子。杜甫有诗《滕王亭子二首》，对滕王“这样一个狗彘不如的王爷，杜甫却偏对他怀念不已，并假借人民之口而加以歌颂。”
那么，在郭眼中，杜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开篇即从杜甫的阶级立场讲起，其实这也是在为杜甫定性。那就是“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从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而且，“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思想的脊梁”。郭不愧为文章高手，开篇即先声夺人，给杜甫扣上这么一顶大帽子。须知，在1970年代，这样的评价就等于告诉世人，杜甫是个反动分子。
接着展开立论，杜甫在梓州写有《喜雨》一诗，诗中说“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诗人要用钢鞭鞭打雷公，让他降下滂沱大雨来清洗吴越一带。为什么呢？因为杜甫在诗后注中说“时闻浙右多盗贼”。郭认为，这里的“盗贼”是指农民起义军，杜甫既然仇视农民起义军，肯定就是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他接着又举了杜的一首诗《夔府书怀》：“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表明杜对于百姓采取了敌视态度，严防人民作乱成为“绿林盗寇”。这表明杜的阶级情感是站在统治阶级那一边的。
对于杜甫的代表作《三吏》《三别》，郭一一展开分析。从《新婚别》中“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一句可看出，由于真正的贫家女是不能脱离劳动生产的，而这家人的“新娘”却在日夜躲藏，可见她一定是出生地主家庭。这是杜在以“地主生活的习惯来写的‘贫家女’”。《垂老别》写的凄惨，“这就是不久前的‘盛唐’景象”。《无家别》的最后一句“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对于杜甫提出的这个问题，郭自己给出了答案：“照诗的情调和作者的意识看来”，那就是“没有办法”。《新家吏》虽然展示了作者的同情心，表达了激愤；但对于造成这些惨状的原因和怎样才能解救灾难，作者却隐而不言。因此他的同情，“应该说是廉价的同情”，“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石壕吏》，面对官员的横征暴敛，杜甫“完全作为一个无言的旁观者，是值得惊异的”。《潼关吏》，是杜在叮嘱守将必须坚守，保持警惕，不要轻敌。综观这六首诗，郭先生认为，杜甫笔下的人民形象，“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杜甫“不希望人民有反抗情绪”。反之，则是杜所“不能同情的危险分子”，而这就是“杜甫的基本态度”。
为了说明杜甫的阶级立场问题，郭先生又举了被称为杜代表作的两首诗。一首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据郭分析，从茅屋的构成来看，茅屋“茅草有三重，一般说来，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瓦房来还要讲究。”也就是说，杜甫所住的茅屋，在当时简直应算是豪宅了。“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诗人在怨天恨人。”孩子们把被风刮走了的茅草拾取了，杜甫就破口大骂。他这是只顾“诉说自己的贫困，他却忘记了农民们比他穷困百倍。”最后一句“广厦千万间”，历来为诗家所激赏；但郭先生认为，这里的“寒士”是指暂时“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因此，这其实也是杜甫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在考虑问题。另一首《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首先，这里的“老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是位富农；而且这位富农粗鄙无礼，跟杜甫这位官老爷不在一个阶层上，表明在杜甫眼中“阶级的界线，十分森严”。本诗的立意在于以这位老农的口吻来赞美严武；而严武，又是一位性格暴虐的封建军阀。据此，郭先生认为杜甫不可能超越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更不可能代表人民。相反，杜甫正是因为执意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才被封为了“诗圣”。而杜如真是超越了自己的阶级，他不仅不能成为“诗圣”，“恐怕连他的姓和名都早就销声匿迹，或者遭受到一千多年‘乱臣贼子’的骂名了。”
郭认为，杜甫是一个有着浓重封建门阀观念的人，即以自己的氏族血统传统为荣，而这正是他地主阶级立场的表现，表现得还“十分露骨”“顽强”“庸俗”。杜甫向人夸耀杜姓是陶唐氏尧皇帝的后人，把晋人杜预认为是他的“远祖”，又数次称道自己的祖父杜审言，甚至说“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他还喜欢乱攀高枝，“甚至发展到和唐代帝室攀亲戚，讲世谊的地步”。《别李义》一诗，“叙述了杜家和李姓王朝的亲戚关系”。由于杜甫重视门阀，“故对于有门阀地位的人，往往不择对象，甚至使用曲笔加以颂扬”。他举了一个例子。杜甫有诗《滕王亭子二首》，对滕王“这样一个狗彘不如的王爷，杜甫却偏对他怀念不已，并假借人民之口而加以歌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