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地址
http://forum.book.sina.com.cn/redirect.php?fid=19&tid=925275&goto=nextoldset
现代中庸正义
                  罗觉生   著
说明
因为《中庸》中的有关名词概念，我是用现代科学观点来阐释的。所以，书名为《现代中庸正义》。
近八十多年，特别是近五十多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中庸之道都普遍作了偏低的评价。诸如折中主义，调和主义，教人平庸、保守、不求上进等等。其实这种评价是完全错误的。我用现代科学观点，对《中庸》原文中所提及的一些名词、概念，如天命、中、诚、善等等，作了全新的解释。因而把近几十年来对《中庸》的评价完全颠倒过来，把《中庸》由折中主义，调和主义那样的位置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客观真理的位置。
一般认为，中庸之道是属于伦理道德范围的东西，我根据《中庸》原文，并运用现代科学观点，不仅把《中庸》的适用范围，由伦理道德扩展至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还扩展到了广阔无边的自然界。这样，便把中庸之道上升为宇宙的普遍真理。
文中观点全新，非议者自然很多。不过，如果然因此引起一场争论，则对于打破我国当前学术界十分沉寂的局面，对于为中庸之道作出正确的评价，也许并非无益之举。


第二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凡是具有道德素养的人——君子，因为他们所想的是他人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所以，他们能谨遵中庸之道。为官者，能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特别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防止左的或右的政治错误的产生。为民者，能勤劳节俭，遵纪守法，乃至仁义为怀，救助他人。小人则与此完全不同，他们不能谨遵中庸之道，而只会违反中庸之道。为官者，不能忠于职守，只能怠于职守；不能廉洁奉公，只能贪污腐败；不能制定正确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路线、方针、政策，而只能制定错误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路线、方针、政策。为民者，不能勤劳节俭，只能懒怠、奢侈；不能遵纪守法，只能乱纪乱法。不能仁义为怀，救助他人。只能偷、扒、盗窃、夺他人之财为己有。所有这些不良现象，都是中庸之道没有深入人心的结果。
           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至者，至善至美之谓也。后世以人类社会道德规范之至善至美者，曰中庸。如蔡邕《陈大丘禅》里的“德务中庸”，即是此意。其实，中庸固然是人类社会道德文化教育等领域行为规范唯一的至善至美者，但不仅是人类社会各种行为规范唯一的至善至美者，也是天地正常运转和其他一切自然现象正常存在唯一的至善至美的共同法则。为什么是唯一的？因为中庸之道既体现了客观植物的本性，既体现了客观事物变化发展所固有的自然规律，而客观事物的本性及其变化发展的自然规律，只可能是唯一的。因此中庸之道也是唯一至善至美的。正因中庸之道至善至美，而且是唯一的，所以引起了孔子的高度重视。但孔子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却非如此。违反中庸之道的事件，时有所闻。有臣子杀国君者，如卫州呼之杀卫君完，宋督之杀宋君与夷，赵穿之杀晋君夷皋。有儿子杀父亲者，如楚世子商臣之杀其父，蔡太子般之杀其父固。有不遵行当时的礼制者，如晋文公之召周天子，如晋国季氏以陪臣的身份，也搞八佾舞于庭，也去祭了泰山。此外，还有聚众哗变者，还有鼓吹邪说者，还有淆乱是非者。所有这些，在孔子看来，自然是与中庸之道不相容的。所以他发出了“民鲜能文矣”的感叹。
         第四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孔子认为，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实行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知者超过了中庸之道的规范。另一个原因就是愚者达不到中庸之道的规范。中庸之道之所以还未被人所理解、所接受的原因，也有两个。一个是贤者超过了中庸之道的规范，另一个是不贤者达不到中庸之道的规范。
为什么知者和贤者都超过了中庸之道的规范？孔子在此没有做具体说明。不过，这里应该首先指出一点，孔子这里所讲的知者和贤者，绝不是指所有的知者和贤者，而是指一部分知者和贤者。比如墨子，在孔子心目中自然是知者，也是贤者。但他的一些观点，在孔子看来，就可能偏离了中庸之道。孔子主张“仁者爱人”，但必须“亲亲为大”。孔子的意思是，爱人是应该的，但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要做到“兼爱”，爱天下一切之人，必须首先从爱自己的亲人做起。如果爱自己的亲人都做不到，而奢谈兼爱和爱天下一切之人，只能是空想。而墨子的主张却非如此。他所提倡的兼爱主张“爱无差等”，主张“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在孔子看来，这样“爱无差等”和“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虽然好则好矣，但脱离了实际，不讲究方法、步骤，要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自然认定，墨子的兼爱偏离了中庸之道。
愚者和不肖者为什么不能实行中庸之道呢？前者在《论语、公冶长》中有两个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明。其一是，令尹子文曾多次做过楚国的令尹，看不出他有喜悦之色。曾多次被罢官，也看不出他有怨恨之色。旧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子张便问孔子对令尹子文的看法。孔子说，可谓忠矣。子张又问，“仁矣乎？”孔子说，因为他的智力欠缺，认识不足，谈不上“仁”。其二是，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于是，子张又问孔子对陈文子的看法。孔子说，这个人虽十分廉洁，但因智力不好，认识不足，也谈不上仁。既然两人都智力问题谈不上仁，当然也就谈不上实行中庸之道了。后者不能实行中庸之道，则道理更加明显。因为“小人喻于义”。这些不肖之徒，不知仁义为何事，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只是金钱财宝，权势地位，所以，他们在金钱财宝，权势地位面前，就会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还谈得上实行中庸之道吗？不可能。


   第五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孔子认为，中庸之道恐怕已无实行的希望了。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呢？这必须看一看孔子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孔子自己推行中庸之道时所遇到的困难，才能理解。
孔子当时的社会状况，与孔子当时的政治理想是相违背的，他主张实现大一统，要求天子治天下，诸侯治本国。他在《论语、季氏》中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戎自天子出。天子无道，则礼乐征戎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则是，天下无道，陪臣执国命，礼乐征戎自诸侯出。是政在大夫，是庶人大议。如公元前520年，周王室“百工”叛离王室（《左》襄二十二年传）。公元前478年，卫国之奴围攻卫庄公（《左》哀十七年传）。至公元前470年，赶走了卫侯辄（《左》哀二十年传）。所有这些，自然使孔子看到了实行中庸之道的难处。
孔子自己的遭遇是，在任大司寇期间，虽展现了他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才华和胆识。政绩卓著，但在推行“强公室，抑三卿，贬家臣”的重大决策时，却遭到了权倾一时的三桓的反对，最后失败。于是离鲁，周游列国。想说服他所经过的卫、陈、曹、宋、蔡、郑等国君主采纳他“仁政德治”的主张，但均被拒绝。只好回鲁，以教书和著书为业。孔子的这种亲身经历，自然也进一步使他深深地体会到了推行中庸之道的困难。
以上就是孔子发出“道其不行矣夫”这样的感叹的原因。
            第六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也。
此章如何理解？有一本《四书全译》是这样写的：
舜难道不是最聪明的人吗？舜喜欢发问，又善于审察日常浅近的话。他隐藏了别人说的坏话，宣扬别人说的好话。掌握好、坏两个方面的极端。应用折中、恰当的道理去治理平民，因此才被称为舜啊。
根据这种理解，自然对中庸之道的定性，自然应该是折中主义、调和主义了。应该指出，这本《四书全译》的译者，不是全国知名人士，他的这种理解，并非他的独创，而是综合各家之见的结果。事实上，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在皆是。连一些知名度极大的权威学者也不例外。比如范文澜在其名著《中国通史》中，在谈到中庸之道时便说，“士阶层思想保守性多于进步性，妥协性多于反抗性。孔子学说就是士阶层思想的结晶。士阶层思想偏上而地位近下，对上妥协，对下也要有些妥协。这样，中庸就成为最适合的哲学思想。孔子学说全部贯注着“中立而不倚”的中庸思想。这是范文澜对中庸之道的折中主义和调和主义的评价。另一位知名度也极大的学者杨荣国对中庸之道的评价，则有更具体、更精彩的描写。他在其早期著作《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这样写道：
孔子曾经见到，有许多的君子们既好勇而又疾恶穷措大，他认为这不好，这会要激成暴动……在另一方面，又有许多的君子们，不仅不疾恶穷措大，反而给予穷措大以相当的优待，结果穷措大舍国君于不顾，都来拥护他了。齐国的陈氏便是一例。这两者，在孔子看来，都是不好的。都是走极端。走极端，便要加速这族有的奴隶制国家的崩溃。于是，孔子倡导中庸。他认为只有倡导中庸，才可以挽救这走极端的毛病，才不致对穷措大过好或过坏。对之过好的，因感谢过好的一面，不免对另一面发生离心作用，致国家的中心无法维系，而对之过坏的，自不免于公开暴动。因之孔子称中庸为至德。
既然如此，中庸之道在杨先生眼中，难道不是最典型的折中主义和调和主义吗？
上面这些，都是个人对中庸之道的评价。奇怪的是，作为集智慧之大成的工具书《辞海》也是如此。如1986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的《辞海、哲学分册》中是这样定性的。
《中庸》不仅以中庸为美德，而且还作为道德修养和处理事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主张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以求对立两端的同意与中和……后来泛指平庸、妥协、保守、不求上进。


这样看来，折中主义、调和主义的帽子，中庸之道是已经戴定了，没有平反的希望了。但实事求是，情况果然是这样的吗？不，因为中庸之道如果是折中主义，是调和主义，则《中庸》第一章中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怎么理解？“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怎么理解？“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怎么理解？性者，客观事物之本性也。我们谨遵客观事物之本性行动，就是折中主义吗？中是不以人们喜怒哀乐等思想感情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只可能就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变化发展所固有的自然规律。我们按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变化发展的自然规律行动，就是折中主义，就是调和主义吗？折中主义、调和主义能成为天下之大本吗？能成为天下之达道吗？折中主义、调和主义，能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吗”？
如果中庸之道是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则《中庸》第廿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怎么理解？“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怎么理解？显然这里连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和“亦有所不能焉”的“及其至也”就是指能体现客观事物的本性及其变化发展所固有的自然规律的最高思想境界——中庸之道。能体现客观事物本性及其变化发展自然规律的中庸之道，就是杨荣国所讲的那样，对穷措大的态度“不要太恶，也不要太好”吗？就是范文澜所讲的那样：中庸代表了士阶层的思想，“对上要妥协，对下也要妥协”吗？就是《辞海、哲学分册》所讲的那样：泛指平庸、妥协、保守、不求上进吗？
显然，所有这些疑问，把中庸之道定性为折中主义、调和主义的观点，都是无法回答的。那么，这一章怎样理解？怎样翻译成现代文字才是正确的呢？我认为这样意译为好：
舜的智慧不是十分突出吗？他的特点是，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虚心地去请教别人，对于来自老百姓的一些普通言论，也能认真地去听取和考察，对于一些不利于人、不利于国的恶言恶行，不作宣扬而加以遏制。对于一些有利于人有利于国的善言善行，则及时鼓励，发扬光大。在执政中，他根据事物善恶两面对立统一的规律，总是排除恶的一面，而把善的一面发扬光大到至善之点，使朝廷一切措施，都能做到符合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变化发展所固有的自然规律。
把“中”定义为为“至善”，定义为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变化发展所固有的自然规律，这样，上述用折中主义、调和主义无法回答的种种疑问，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应该指出的是，杨荣国那个看似言之有理、而实则言之无理的问题，是怎样造成的呢？问题的出现是杨荣国掩盖了问题的实质。杨荣国自己也会承认，孔子是一贯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国家分裂的。在孔子看来，当时的陈氏是有政治野心的。他之所以那样优待穷措大并非出于仁义之心，而是为了收买民心，壮大自己的势力，以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目的。正因如此，所以孔子才向国君提出了讨伐陈氏的建议。根据这种实际情况，孔子实际上反对陈氏的是什么呢？我们能说孔子是反对陈氏优待穷措大这件事的本身吗？不是，完全不是。但杨荣国却根据这点作出了孔子主张君子们对穷措大的态度不能太坏也不能太好的论断。这不仅是对孔子在这件事上的极大歪曲，也是对中庸之道的极大歪曲。


          第十章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当子路问到坚强的问题时，孔子认为，坚强这个词的内涵是因地而异的。所以一开口便问子路，是指南方之强呢，北方之强呢？还是指你们处于周朝腹心之地的中国之强呢？他说南方之强的特点是“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即对于横逆无道之人宽和柔顺，重感化，不重报复。这种强，为君子所信守。这可见南方之强，对无道者，具有宽大的胸怀，无边的雅量和与人为善的崇高品德。这与法家尊重法制，对于他们的所谓五蠹，即学者，带剑者，言谈者，患御者，商工之民，都一律要绳之以法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说北方之强的特点是“衽金革，死而不厌，强者居之”。即在阵前用兵器甲胄当枕席，坚持战斗到底，虽死不悔。这样的强，为意志坚强者所信守。这可见北方之强，在敌人面前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视死如归、像谭嗣同那样，“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大无畏精神。
南方之强和北方之强，都是我们两种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两种精神财富，都是中庸之道的具体体现。孔子在此指出四点。


1、         和而不流。
孔子认为，凡事必须做到“和“，即和谐，平衡和统一。但同时必须“不流”，
即不能随波逐流，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办理。他在《论语、 子路》中，也有与此相类似的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些话，确实表达了天经地义的真理，不仅对我们个人行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处理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据2005年9曰2日《科学时报》批露：原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也曾指出：和而不同，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哲学基础，我们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倡导国之一，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建立在“和而不同”的理论基础上的，钱氏还授引了北大校园内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的一段话，来说明中华外交文明的思想渊源：“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中和且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天地之所以为大。”


后面的怎么也和谐不出来了，摆渡啊摆渡，I 服了 you！

819686{』ッ¤ち▽△テ♀¤{』ッ¤ち▽△テ♀¤国学

国学国学国学637881

原贴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79807167_0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