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明确，溥仪、熙洽当过大汉奸，但日本侵略中国包括中国东北，元凶、罪魁祸首就是日本侵略者！那些想把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责任全都推给溥仪和熙洽，以减轻日本侵略者这个元凶的责任的人，是痴心妄想！
根据《中国抗日战争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留在东北的驻军总数有17万人左右”。“是时，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仅有一个第二师团，下辖两个旅团，总兵力1万余人。此外还有六个独立守备队，每个大队900人左右。再加上其他附属部队，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总兵力不过两万余人。”
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激烈抵抗过日本侵略军的东北军，主要是黑龙江的马占山等人。东北抗联等抗日武装也在中国东北地区顽强抗日。
一、溥仪
溥仪给南次郎写过信，当过大汉奸、日本人的傀儡。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说这封信的落款是十月十一日，时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时九一八事变早就发生了。
“东北各地被占领后，日本关东军就先后在各地扶植起各种名号的伪政权，并且还在9月30日就派遣专人赶赴天津，力劝寓居在天津日租界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前往东北。11月10日晚即将溥仪偷偷经海河到大沽口换乘日本商船，送往东北。只是由于当时东北尚未完全占领，且国际舆论亦不大有利，故没有实行拥立溥仪在满洲建国的计划”。
二、蒋介石
“九一八前两个月又6天，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很明确的指示：“现非对日作战之时””。7月13日，“于右任电张学良，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应加体会”。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公开表示“攘外必先安内”。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表示“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1931年9月23日的《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表示“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三、张学良
“在此（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学良已屡次有电令“不与抵抗”，如7月6日令：“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9月6日令：“无论日人如何寻事，须万分容忍，不与抵抗，以免事态扩大。”
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荣臻的反应自然也是要求部队不准抵抗，力避冲突。最终，部队未加抵抗即撤出了北大营，进而亦放弃了沈阳城”。
“沈阳城一夜之间已落入日本关东军之手。与此同时，安东、营口、凤凰城也在19日凌晨和上午分别落入日军之手。长春在中国守军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抵抗后，也于19日下午被日军占领了”。
四、熙洽
“当天（9月19日）晚上，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与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等，急切地就下一步行动进行了磋商。板垣等力主把满洲并入日本版图，建川则考虑到国际的反响，主张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抬出来，建立一个受日本支配的傀儡政权。最后，关东军接受了建川的提议，确定了《满洲问题解决方案》”。
“一方面日本军部不想就此罢手，另一方面沈阳和长春的夺取刺激了吉林和哈尔滨等地的日本特务机关和日本侨民，他们很快制造事端，然后诬指中国军队所为，致电关东军司令官要求保护。
原本还把行动限制在南满的本庄繁，很快于21日凌晨作出了出兵吉林的决定。由于代理吉林省主席职务的吉林边防署司令熙洽主动率部队撤出吉林，日军第2师团第二天就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吉林。在东北，不过一周时间，辽宁、吉林两省30余座城市、10余条铁路线，就这样轻易地沦入日本人之手”。
根据《中国抗日战争史》，“9月19日清晨，本庄繁率领司令部人员进入沈阳城，并在城里设置师团司令部，对沈阳城进行实质性的占领。
沈阳城大批公私财产尽陷敌手。仅武器一项，有张作霖父子经营多年、中国国内最为先进的各式飞机262架，另有迫击炮、山炮、野炮等3091门，战车26辆，机枪5864挺，长短枪118206支，以及大批弹药，这些武器全部完好无损地成为关东军的“战利品”。
另有财产损失18亿元以上，其中东北边防公署损失3700万元以上，北大营损失399万元以上，海军司令部损失50万元以上，东北讲武堂损失530万元以上。东三省官银号的存款、黄金等也遭到哄抢，其中，东三省官银号库存黄金16万斤，张学良寄存于边业银行的7800两黄金和古董书画等被抢一空。中国银行支行被掠白银4000万两。张学良私邸以及辽宁省高级官吏臧式毅、翟文选、荣臻、朱光沐、于珍等人的私财也遭抢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