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熙洽当过投靠日本的大汉奸，溥仪当过日本人的傀儡，熙洽把吉林市拱手送给日本人，他们都罪大恶极，遗臭万年！但是，日本人制造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是答应溥仪的要求才这么做的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三省的沦陷全都是熙洽投靠日本造成的吗？
有些人学过初中历史吗？知道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吗？知道张学良对东北军下达过“不与抵抗”的命令吗？
就算溥仪和熙洽早就死了，日本也会侵略中国东北。有些人把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责任全都推给溥仪和熙洽，是想围溥仪和熙洽救日本，减轻日本这个元凶、罪魁祸首的责任吗？他们是想减轻蒋介石、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责任吗？
在熙洽投靠日本之前，已经“沈阳城一夜之间已落入日本关东军之手。与此同时，安东、营口、凤凰城也在19日凌晨和上午分别落入日军之手。长春在中国守军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抵抗后，也于19日下午被日军占领了”。这些东北城市的陷落，都是熙洽造成的吗？
根据“九一八，谁决定的不抵抗”一文，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公开表示“攘外必先安内”。“九一八前两个月又6天，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很明确的指示“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表示“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1931年9月23日的《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表示“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张学良9月19日凌晨下令不抵抗，是出于日军只是寻衅、不能给日军更多口实的判断；而蒋介石19日到24日前的某一天下令不抵抗，已可以知道日军志在占领东北了”。
“九一八，谁决定的不抵抗”（转载自“抗日战争纪念网，来源：独家网，作者：荀子曰）
“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已成为刻在历史耻辱柱上不可磨灭的一笔了。但是，几十年来，围绕着“不抵抗”的由来、背景和具体责任，却一直有颇多的争议。
总有人以1991年张学良接受采访的时候宣称蒋介石没有下不抵抗命令，以证明九一八完全是张学良的责任。而且以当天蒋介石身处长江中“永绥”军舰上、不知道日军已在沈阳动手开脱。
其实根本用不着找这么久远的报道。张学良的九一八晚上发布的不抵抗命令，从来没有欺瞒。他第二天接受大公报采访时就明确承认了这一点。
问题是，九一八是一天发生的，但是可不是一天结束的。从1931年9月18日日寇挑起侵略东三省的序幕开始，到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止，五个月多的时间国民政府有一兵一卒一粮一弹一封电报说要抵抗了么？
答案是没有。
九一八之后的命令
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的日记这样写到：
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话绕了几道弯，“忍耐至相当程度”的意思，却仍然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另一种表达而已。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演讲词》中的“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也仍是这个“不抵抗”的意思。
1931年9月23日的《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很巧妙地用“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这一句表示了已下令军队“不抵抗”的事实。
时任辽宁教育会副会长、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的王化一，写于1931年9月23日的日记，则是明确记载了这一天(或之前)有“不抵抗”的命令下达给张学良等：
到协和医院，负责诸人均在此，楚囚对泣，无相当办法。已请示南京，命令关外不准抵抗，静候交涉，大好河山，行将断送倭奴之手。(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王化一是辽宁教育会副会长、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王化一担任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他是义勇军的发起人之一)
九一八事变的明确讯息让国人知晓的第五天(9月24日)之前，蒋介石给中国军队具体下令实施了“不抵抗”方针。纠缠于9月19日凌晨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与蒋介石无关的人们，常常略掉了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史实，他们更略掉这样一个事实：
张学良9月19日凌晨下令不抵抗，是出于日军只是寻衅、不能给日军更多口实的判断；而蒋介石19日到24日前的某一天下令不抵抗，已可以知道日军志在占领东北了。”
有些人学过初中历史吗？知道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吗？知道张学良对东北军下达过“不与抵抗”的命令吗？
就算溥仪和熙洽早就死了，日本也会侵略中国东北。有些人把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责任全都推给溥仪和熙洽，是想围溥仪和熙洽救日本，减轻日本这个元凶、罪魁祸首的责任吗？他们是想减轻蒋介石、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责任吗？
在熙洽投靠日本之前，已经“沈阳城一夜之间已落入日本关东军之手。与此同时，安东、营口、凤凰城也在19日凌晨和上午分别落入日军之手。长春在中国守军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抵抗后，也于19日下午被日军占领了”。这些东北城市的陷落，都是熙洽造成的吗？
根据“九一八，谁决定的不抵抗”一文，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公开表示“攘外必先安内”。“九一八前两个月又6天，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很明确的指示“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表示“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1931年9月23日的《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表示“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张学良9月19日凌晨下令不抵抗，是出于日军只是寻衅、不能给日军更多口实的判断；而蒋介石19日到24日前的某一天下令不抵抗，已可以知道日军志在占领东北了”。
“九一八，谁决定的不抵抗”（转载自“抗日战争纪念网，来源：独家网，作者：荀子曰）
“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已成为刻在历史耻辱柱上不可磨灭的一笔了。但是，几十年来，围绕着“不抵抗”的由来、背景和具体责任，却一直有颇多的争议。
总有人以1991年张学良接受采访的时候宣称蒋介石没有下不抵抗命令，以证明九一八完全是张学良的责任。而且以当天蒋介石身处长江中“永绥”军舰上、不知道日军已在沈阳动手开脱。
其实根本用不着找这么久远的报道。张学良的九一八晚上发布的不抵抗命令，从来没有欺瞒。他第二天接受大公报采访时就明确承认了这一点。
问题是，九一八是一天发生的，但是可不是一天结束的。从1931年9月18日日寇挑起侵略东三省的序幕开始，到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止，五个月多的时间国民政府有一兵一卒一粮一弹一封电报说要抵抗了么？
答案是没有。
九一八之后的命令
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的日记这样写到：
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话绕了几道弯，“忍耐至相当程度”的意思，却仍然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另一种表达而已。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演讲词》中的“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也仍是这个“不抵抗”的意思。
1931年9月23日的《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很巧妙地用“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这一句表示了已下令军队“不抵抗”的事实。
时任辽宁教育会副会长、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的王化一，写于1931年9月23日的日记，则是明确记载了这一天(或之前)有“不抵抗”的命令下达给张学良等：
到协和医院，负责诸人均在此，楚囚对泣，无相当办法。已请示南京，命令关外不准抵抗，静候交涉，大好河山，行将断送倭奴之手。(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王化一是辽宁教育会副会长、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王化一担任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他是义勇军的发起人之一)
九一八事变的明确讯息让国人知晓的第五天(9月24日)之前，蒋介石给中国军队具体下令实施了“不抵抗”方针。纠缠于9月19日凌晨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与蒋介石无关的人们，常常略掉了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史实，他们更略掉这样一个事实：
张学良9月19日凌晨下令不抵抗，是出于日军只是寻衅、不能给日军更多口实的判断；而蒋介石19日到24日前的某一天下令不抵抗，已可以知道日军志在占领东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