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1644史观的皇han是不是反满清、不反封建？他们是不是认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都不好，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都很好？
他们是不是认为如果近代中国汉族人当皇帝，穿汉服，尊孔复古，读四书五经，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就能使中国富强？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已经证明了这条路走不通。
袁世凯是汉族人，有封建思想，有想当皇帝的野心，他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尊孔复古，“定孔教为国教”，鼓吹尊孔读经，维护封建伦理纲常。
“袁世凯称帝所采取的手段，大致是四年前攘夺临时大总统的故伎重演，即暗中示意心腹爪牙四出煽动”。鼓吹恢复帝制的筹安会，本身就是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发起的，遭到广大民众的强烈谴责。
袁世凯复辟帝制后，众叛亲离，变成孤家寡人，只当了八十几天“皇帝”，就失败了，被迫取消帝制。
以下内容出自《中国近代通史》第6卷（民国的初建）（江苏人民出版社）。
“袁世凯的政治生涯开始于晚清帝制时期，长期浸淫于封建思想之中，帝王的无上权威与世袭特权对其有强烈的诱惑力。还在辛亥革命发生时，袁之左右已有人向其进言，乘乱得天下，以成就帝业。但格于当时的内外环境，袁还是选择逼退清帝、拥护共和，并因此而成为民国大总统。
但就袁之内心思想与行为做派而言，他其实对民主共和既没有什么了解，也没有多少认同，相反，对帝制时代的种种言辞与做法，他倒是烂熟于心，极易上手，故再行帝制对袁并非例外。只是在革命派力量仍然较强的民初，袁世凯即便有这样的想法，也还不能公诸于众……
二次革命失败后，随着袁世凯执政地位的不断巩固，他对帝制的态度显然有了变化，重行帝制的议论开始渐渐浮出水面……”
以下内容出自《中华民国史》第二卷（1912-191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社：中华书局）。
“袁世凯称帝所采取的手段，大致是四年前攘夺临时大总统的故伎重演，即暗中示意心腹爪牙四出煽动，而他却不露声色，装出超然事外的样子。在古德诺文章发表的同时，内史监内史夏寿田转告杨度说：袁世凯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杨度与袁克定关系十分密切，曾吹捧袁克定是当代的唐太宗李世民，而自比于谋臣房玄龄、杜如晦。本来他早已预闻帝制密谋，得悉袁世凯的旨意后，即于8月初到总统府觐见，由夏寿田陪同。
当谈及君宪问题时，杨说拟组织一个机关鼓吹。袁假惺惺地说：“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杨故作正色说：“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他又反复推论，词气颇激昂。最后，袁说：“你可与少侯（孙毓筠字）等谈谈。”杨退出，便赶忙串联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于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
以下内容出自《中国近代通史》第6卷（民国的初建）（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谋称帝之际的袁世凯尚不到60岁，又有良好的生活、医疗条件，平时并未显露出体弱多病的征兆。但自宣布称帝后，西南起事，列强警告，所谓“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袁的心思沉重，且终日伏案处理各种要务，不堪辛苦而又高处不胜寒，无亲近可言之，内心郁闷无法排解，健康状况自然下滑。
及至被迫取消帝制后，本以为尚可继续维持总统之尊，岂料讨袁阵营不依不饶，非使其退位不可，原本为其亲信的官员人等，见其大势已去，亦纷纷自寻出路，背其而去，使其切身感受到孤家寡人之世态炎凉，精神上更受打击。加之其家庭内部，因立谁为“太子”和给谁以“妃”、“嫔”名义而致兄弟反目、众妾争风，更加重了袁的精神负担。自其决定取消帝制后，袁世凯的体力与精力开始明显不济，“大约即受肝疾”。随着讨袁阵营的壮大，形势日渐对其继续维持总统地位不利，袁的病情亦迅速发展恶化……”
他们是不是认为如果近代中国汉族人当皇帝，穿汉服，尊孔复古，读四书五经，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就能使中国富强？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已经证明了这条路走不通。
袁世凯是汉族人，有封建思想，有想当皇帝的野心，他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尊孔复古，“定孔教为国教”，鼓吹尊孔读经，维护封建伦理纲常。
“袁世凯称帝所采取的手段，大致是四年前攘夺临时大总统的故伎重演，即暗中示意心腹爪牙四出煽动”。鼓吹恢复帝制的筹安会，本身就是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发起的，遭到广大民众的强烈谴责。
袁世凯复辟帝制后，众叛亲离，变成孤家寡人，只当了八十几天“皇帝”，就失败了，被迫取消帝制。
以下内容出自《中国近代通史》第6卷（民国的初建）（江苏人民出版社）。
“袁世凯的政治生涯开始于晚清帝制时期，长期浸淫于封建思想之中，帝王的无上权威与世袭特权对其有强烈的诱惑力。还在辛亥革命发生时，袁之左右已有人向其进言，乘乱得天下，以成就帝业。但格于当时的内外环境，袁还是选择逼退清帝、拥护共和，并因此而成为民国大总统。
但就袁之内心思想与行为做派而言，他其实对民主共和既没有什么了解，也没有多少认同，相反，对帝制时代的种种言辞与做法，他倒是烂熟于心，极易上手，故再行帝制对袁并非例外。只是在革命派力量仍然较强的民初，袁世凯即便有这样的想法，也还不能公诸于众……
二次革命失败后，随着袁世凯执政地位的不断巩固，他对帝制的态度显然有了变化，重行帝制的议论开始渐渐浮出水面……”
以下内容出自《中华民国史》第二卷（1912-191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社：中华书局）。
“袁世凯称帝所采取的手段，大致是四年前攘夺临时大总统的故伎重演，即暗中示意心腹爪牙四出煽动，而他却不露声色，装出超然事外的样子。在古德诺文章发表的同时，内史监内史夏寿田转告杨度说：袁世凯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杨度与袁克定关系十分密切，曾吹捧袁克定是当代的唐太宗李世民，而自比于谋臣房玄龄、杜如晦。本来他早已预闻帝制密谋，得悉袁世凯的旨意后，即于8月初到总统府觐见，由夏寿田陪同。
当谈及君宪问题时，杨说拟组织一个机关鼓吹。袁假惺惺地说：“不可，外人知我们关系，以为我所指使。”杨故作正色说：“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他又反复推论，词气颇激昂。最后，袁说：“你可与少侯（孙毓筠字）等谈谈。”杨退出，便赶忙串联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于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
以下内容出自《中国近代通史》第6卷（民国的初建）（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谋称帝之际的袁世凯尚不到60岁，又有良好的生活、医疗条件，平时并未显露出体弱多病的征兆。但自宣布称帝后，西南起事，列强警告，所谓“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袁的心思沉重，且终日伏案处理各种要务，不堪辛苦而又高处不胜寒，无亲近可言之，内心郁闷无法排解，健康状况自然下滑。
及至被迫取消帝制后，本以为尚可继续维持总统之尊，岂料讨袁阵营不依不饶，非使其退位不可，原本为其亲信的官员人等，见其大势已去，亦纷纷自寻出路，背其而去，使其切身感受到孤家寡人之世态炎凉，精神上更受打击。加之其家庭内部，因立谁为“太子”和给谁以“妃”、“嫔”名义而致兄弟反目、众妾争风，更加重了袁的精神负担。自其决定取消帝制后，袁世凯的体力与精力开始明显不济，“大约即受肝疾”。随着讨袁阵营的壮大，形势日渐对其继续维持总统地位不利，袁的病情亦迅速发展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