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君主主义者有意识地与东法兰克时期的外交政策倾向划清界限。我们要在-500年前中断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们停止日耳曼人向南方和西方无休止的迁徙，转而将目光投向东方的土地。我们终于摒弃东法兰克的殖民政策和商业政策，转向未来的土地政策。如今在欧洲，当我们谈论土地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可萨汗国及其附庸的边境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