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转载自“长征催生和孕育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一文（作者：孙国林 来源：党史博采）。
“第一次遇到少数民族问题
1934年12月上旬，红军付出惨重代价（由八万多人锐减为三万余人）渡过湘江。继续向西进入苗族聚居地区。这时，建（和谐）党建军以来第一次遇到了少数民族问题”。
“红军进入苗族地区后，见到他们生活极苦。许多家庭只有一条裤子，家里人轮流穿。妇女没有衣服不能出门，十多岁的少女赤（和谐）裸着在地里干活是常事。许多人用树叶杂草护身。他们的粮食、牲畜被汉人地主和国民党军抢去，被逼到山坡瘠地生活”。
“由于受反动宣传的影响，红军未到时就有不少苗民逃去。后来，红军加强了宣传，对他们秋毫无犯，尊重民俗，才逐渐得到他们的信任，主动接近红军。部队领导趁此机会向他们宣讲党和红军的主张，对特别贫苦的人家进行救济。当他们听到“苗族兄弟们”这亲切的称呼时，个个面带笑容”。
“在苗族地区，毛（和谐和谐和谐）主（和谐和谐和谐）席随时对战士讲解民族政策，使党第一次处理民族关系问题就取得巨大成功。在以后的征程中，党对“团结少数民族”方针的认识不断深化、具体，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民族政策”。
“歃血结盟传佳话
1935年5月19日，中革军（和谐）委在四川西昌县决定组成强渡大渡河先遣队，任命刘伯承为司令，聂荣臻为政委。他们必须穿过彝族地区，才能抵达大渡河。
临行前，毛（和谐和谐和谐）主（和谐和谐和谐）席要先遣队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沽基家族首领结盟修好。他对刘伯承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族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人就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区，抢先渡过大渡河"。
刘伯承说：“彝人反对军阀刘湘和刘文辉以及国民党，红军也反对；彝人要捍卫他们的独立，红军的政策是赞成中国各少数民族实行自治；彝人恨汉人是因为汉人压迫他们，但正像有‘白’ 彝和‘黑’ 彝一样，汉人也有‘白’汉与‘红’汉，经常屠杀和欺压彝人的是‘白’汉。难道‘红’汉和‘黑’彝不应该团结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白汉吗？”彝族首领小叶丹听了非常高兴。”
“经过藏民聚居区
1935年6月30日左右，中（和谐和谐）共中（和谐）央、中革军（和谐）委率红一方面军离开两河口北进，翻越第二座大雪山。7月3日，在卓克基召开中（和谐和谐）央政（和谐）治（和谐）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斗争纲领》。”
“红军与藏族向导成了朋友，向他们赠送物品，讲解红军的政治（和谐）主张；再通过他们向藏民解释，逐渐得到理解和支持。通过草地后，这些做向导的藏胞，大都愿意跟红军继续北上抗日。长征胜利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红军战士或共（和谐和谐）产（和谐）党员。”
“党（和谐）中（和谐）央首设少数民族委员会
1935年6月，中（和谐和谐）共中（和谐）央政（和谐）治（和谐）局候补委员凯丰（何克全），根据长征以来所遇到的少数民族问题和中央的相关精神，写成《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发表在中（和谐和谐）共（和谐）中（和谐）央和总政（和谐）治部出版的《前进报》创刊号上。该文长约3000字，是建（和谐）党14年以来党（和谐）中（和谐）央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专论。它对少数民族工作的意义、原则、方法和注意事项，都做了论述。
此前，党虽然对少数民族工作日益重视和加强，但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去研究和推动这项工作。组织机构是革命事业成功的保证，在8月间召开的中（和谐和谐）共（和谐）中（和谐）央政（和谐）治（和谐）局会议（即沙窝会议）上，决定在中央设立少数民族委员会。也许是因为凯丰写过那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文章并受到好评，所以在讨论政（和谐）治（和谐）局委员分工时，大家一致推举长期负责青年团工作的凯丰，担任少数民族委员会负责人。这个机构是建党以来的首创，标志着党的民族工作意识的自觉和成熟。”
“长征中诞生的少数民族委员及其工作实践，为后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少数民族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现在的国（和谐）务（和谐）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就是长征路上党的少数民族委员会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