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的我与童年的我隐约有着某种联系，70年代我出生在豫东一个小县城，小时候在农村长大，虽然不总是吃白面馍，但也没有饿过肚子，记得有一段困难时期拿红薯充饥，晚饭喝红薯茶居多。比起同龄人算是幸运的是，我的父亲在县城上班，是个小职员，能领工资的。母亲在家务农，那时候叫“一头沉”。母亲是最辛苦的，需要照顾卧病在床的老太，还有忙地里的活，父亲只有星期天才能回来帮工，老家离县城50多里地，骑自行车需要半天工夫，所以在家的时间也不长。我出生两年多，母亲就得了精神疾病，这也是后来听她说的，到处求医问药，总有三四年不见好，后来到邻近地区的一家精神病医院，讨了个方子才算稳定下来，到现在已经维持五十多年了。
记得那是2022年一天午后小憩，突然觉得心脏砰砰砰跳得紧，手也有发抖，随即到附近医院检查。当时正值新冠病毒肆虐，午后的大街上竟没有人，不时有救护车高呼着“救我、救我”一头扎进隔离区。进入医院需逐一查看健康码，医院设置了专属通道，排队的人稀稀拉拉，大家都戴上口罩，把自己包裹严实，尽量保持与他人的距离，传染病散播期间谁愿意上街呢，到医院里来更是忐忑，穿过几道曲折的冰冷铁栏杆，测了体温，扫码查验了健康码，终于见到了医生。照例先做心电图，竟是没事，医生照例说几句安慰的话，多注意休息，别想那么多等等，照例开几盒中成药，嘱咐定期来复查的话。以后就愈发的睡不着了，似乎着了魔，午夜无一点困意，过去的事一件一件翻出来咀嚼，恨自己愚蠢，害怕得不行，满脑子灾难思维，似乎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略微安全些，天明了就会发生可怕的坏事，于是就愈发睡不着，也许这就是所谓“思维反刍”吧。
随着日子流逝，境况变得愈发糟糕，工作也时常出错，看到熟人远远的走过来，就慌忙躲避到角落，生怕被撞见。不得已去领导办公室汇报工作，蹑手蹑脚到门外，屏住气，侧耳听听，屋里似乎没有动静，站在门外边静候着，过三五分钟才敢敲门。领导脸上像挂了一层霜，一只手抚摸稀疏的头顶，一只手拿着文件，盯着看，眼皮不抬一下。我只好一旁站着，紧紧攥着文件，手心满是汗。屋里静的发瘆，约莫一颗烟的功夫，领导才斜眼瞅一下，问什么事，接着不问缘由一通呵斥，将文件甩出来，吩咐回去修改，如此反复几次才能了事。同事们的眼光似乎也变了，凉的像一块冰，偶尔路上迎面走则视而不见。日子在恍恍惚惚中度过，脑子里仿佛弥漫了脑雾，周边的人和环境似在梦境，都不真实了。早上上班，是穿皮鞋，还是运动鞋呢？穿皮鞋显得正式，却是要到乡下去跑，脏了不好打理，那就换运动鞋吧，又担心和大家不搭调，别人会怎么看呢，竟是左右犹豫地不能出门了。记忆尤其变差，有两次独自开车出门，下车后竟忘记关车门，转回来亦颇为惊讶，一点印象没有，记不得自己是开车来的了。最明显的就是懒，懒得起床，懒得洗漱，甚而懒得吃饭。思想像一团乱麻，越缠越紧，在纠缠中陷入绝望，绝望吞噬一切，像被一条黑狗死死咬住，拖入黑色深渊。最后发展到有轻生的念头，觉得生活太难，死是一种逃避、一种解脱。对于死，我算是有经验的，四五岁时，夏天常到村口的大池塘里洗澡，年长的孩子多会游泳，在池塘中央欢快地潜水，呼朋唤友，我啥也不会，却又羡慕得不行，只能在岸边浅水区瞎扑腾，不料掉进水底一个隐蔽的深坑里，瞬间没了顶，如今都清晰地记得头顶是黄黄的，便没有了知觉，醒来时已经躺在奶奶怀里，周围一伙人在焦急地围着我呢。后来听人讲，岸上的人看见我两只手上下扑腾，像要拼命抓住救命稻草，同村一个叫“棒”的，水性极好的小伙伴把我捞了上来，已经昏迷了，抢救多时才缓过来，是他救了我一命。后来我离开农村去县城上学，就没有见到这位救命恩人了。多年后，回老家偶尔听到他的消息，说他出门打工多年，在外边安了家，多半是不回来了。
人在谷底，脑子里全是“就这么算了”的念头，好几次站上楼顶，探出身子，一阵眩晕，最后一步却是怯了。就在这生死徘徊之间，俄罗斯开始进攻乌克兰，万里之外，隐匿于斗室的我顿感危机，世界大战要来啦，股市要崩盘啦，像打了鸡血，催着妻子抛几万股票，最终，妻子耐不住我死缠烂打，割肉离场。然而事情似乎和我预测的不一样，股票慢慢又涨回来了。突然，我觉得自己很蠢，预料的事情并不准，那我干嘛还要担心明天呢，先过好今天吧，焦虑一下子少了许多。
在机关单位，每年例行的检查是必不能少的，到了迎检的日子，加班是常态，做过的工作重新捋一下，写汇报，填表格，留痕迹。因我一直状态不佳，干的活也是糊里糊涂、错误百出，难免又被领导批一通，同事们则过来打听一番、安慰几句，亦或大发一通牢骚，以示对我的声援。若是在以前，我会感激涕零，掏心掏肺诉苦。现在看来，他们并不是打算替我解决问题，只是找些八卦谈资罢了。总琢磨着依靠别人，没用，也靠不住，能够活下去，只能靠自己。从此，我就不再对别人有期待，不再在意别人的看法，那些背后窃窃私语就没有那么重要了，管他呢，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需要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这就是爱人先爱己吧。
历次检查中总会发现一些问题，或大或小，小问题可以立即整改，大问题则比较麻烦，上级领导措辞不可谓不严厉，问责大锤高悬头顶，于是当事人纷纷退避三舍，电话关机者、外出看病者，都有，各种甩锅上演，作为老好人的我自然被推到前面，通知九点约谈，八点半就到了指定地点，来来回回，转了几圈，把各种问话场景预演几遍，还是不踏实，攥着手机看看，还有五分钟，心里砰砰的打鼓，感到有点尿急，急忙到厕所放水，又回到门口等，终于熬到约见结束，出门倒是坦然多了，该说的都说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后悔也没用，就这么滴吧。
随着时光流逝，对自己、对别人、对世界的看法变了，情绪也慢慢平复了，心里干净了，睡眠也慢慢改善，开始可以睡3个小时，慢慢到5个小时，助眠的药物扔掉了，生活的希望又回来了，于是想把这个经历记录下来，把我走向光的日子分享给大家，让那些深陷抑郁的朋友多一些希望，一股使命感陡然而生，觉得自己有了目标，生命就有了意义，生活更有了力量。
记得那是2022年一天午后小憩，突然觉得心脏砰砰砰跳得紧，手也有发抖，随即到附近医院检查。当时正值新冠病毒肆虐，午后的大街上竟没有人，不时有救护车高呼着“救我、救我”一头扎进隔离区。进入医院需逐一查看健康码，医院设置了专属通道，排队的人稀稀拉拉，大家都戴上口罩，把自己包裹严实，尽量保持与他人的距离，传染病散播期间谁愿意上街呢，到医院里来更是忐忑，穿过几道曲折的冰冷铁栏杆，测了体温，扫码查验了健康码，终于见到了医生。照例先做心电图，竟是没事，医生照例说几句安慰的话，多注意休息，别想那么多等等，照例开几盒中成药，嘱咐定期来复查的话。以后就愈发的睡不着了，似乎着了魔，午夜无一点困意，过去的事一件一件翻出来咀嚼，恨自己愚蠢，害怕得不行，满脑子灾难思维，似乎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略微安全些，天明了就会发生可怕的坏事，于是就愈发睡不着，也许这就是所谓“思维反刍”吧。
随着日子流逝，境况变得愈发糟糕，工作也时常出错，看到熟人远远的走过来，就慌忙躲避到角落，生怕被撞见。不得已去领导办公室汇报工作，蹑手蹑脚到门外，屏住气，侧耳听听，屋里似乎没有动静，站在门外边静候着，过三五分钟才敢敲门。领导脸上像挂了一层霜，一只手抚摸稀疏的头顶，一只手拿着文件，盯着看，眼皮不抬一下。我只好一旁站着，紧紧攥着文件，手心满是汗。屋里静的发瘆，约莫一颗烟的功夫，领导才斜眼瞅一下，问什么事，接着不问缘由一通呵斥，将文件甩出来，吩咐回去修改，如此反复几次才能了事。同事们的眼光似乎也变了，凉的像一块冰，偶尔路上迎面走则视而不见。日子在恍恍惚惚中度过，脑子里仿佛弥漫了脑雾，周边的人和环境似在梦境，都不真实了。早上上班，是穿皮鞋，还是运动鞋呢？穿皮鞋显得正式，却是要到乡下去跑，脏了不好打理，那就换运动鞋吧，又担心和大家不搭调，别人会怎么看呢，竟是左右犹豫地不能出门了。记忆尤其变差，有两次独自开车出门，下车后竟忘记关车门，转回来亦颇为惊讶，一点印象没有，记不得自己是开车来的了。最明显的就是懒，懒得起床，懒得洗漱，甚而懒得吃饭。思想像一团乱麻，越缠越紧，在纠缠中陷入绝望，绝望吞噬一切，像被一条黑狗死死咬住，拖入黑色深渊。最后发展到有轻生的念头，觉得生活太难，死是一种逃避、一种解脱。对于死，我算是有经验的，四五岁时，夏天常到村口的大池塘里洗澡，年长的孩子多会游泳，在池塘中央欢快地潜水，呼朋唤友，我啥也不会，却又羡慕得不行，只能在岸边浅水区瞎扑腾，不料掉进水底一个隐蔽的深坑里，瞬间没了顶，如今都清晰地记得头顶是黄黄的，便没有了知觉，醒来时已经躺在奶奶怀里，周围一伙人在焦急地围着我呢。后来听人讲，岸上的人看见我两只手上下扑腾，像要拼命抓住救命稻草，同村一个叫“棒”的，水性极好的小伙伴把我捞了上来，已经昏迷了，抢救多时才缓过来，是他救了我一命。后来我离开农村去县城上学，就没有见到这位救命恩人了。多年后，回老家偶尔听到他的消息，说他出门打工多年，在外边安了家，多半是不回来了。
人在谷底，脑子里全是“就这么算了”的念头，好几次站上楼顶，探出身子，一阵眩晕，最后一步却是怯了。就在这生死徘徊之间，俄罗斯开始进攻乌克兰，万里之外，隐匿于斗室的我顿感危机，世界大战要来啦，股市要崩盘啦，像打了鸡血，催着妻子抛几万股票，最终，妻子耐不住我死缠烂打，割肉离场。然而事情似乎和我预测的不一样，股票慢慢又涨回来了。突然，我觉得自己很蠢，预料的事情并不准，那我干嘛还要担心明天呢，先过好今天吧，焦虑一下子少了许多。
在机关单位，每年例行的检查是必不能少的，到了迎检的日子，加班是常态，做过的工作重新捋一下，写汇报，填表格，留痕迹。因我一直状态不佳，干的活也是糊里糊涂、错误百出，难免又被领导批一通，同事们则过来打听一番、安慰几句，亦或大发一通牢骚，以示对我的声援。若是在以前，我会感激涕零，掏心掏肺诉苦。现在看来，他们并不是打算替我解决问题，只是找些八卦谈资罢了。总琢磨着依靠别人，没用，也靠不住，能够活下去，只能靠自己。从此，我就不再对别人有期待，不再在意别人的看法，那些背后窃窃私语就没有那么重要了，管他呢，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需要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这就是爱人先爱己吧。
历次检查中总会发现一些问题，或大或小，小问题可以立即整改，大问题则比较麻烦，上级领导措辞不可谓不严厉，问责大锤高悬头顶，于是当事人纷纷退避三舍，电话关机者、外出看病者，都有，各种甩锅上演，作为老好人的我自然被推到前面，通知九点约谈，八点半就到了指定地点，来来回回，转了几圈，把各种问话场景预演几遍，还是不踏实，攥着手机看看，还有五分钟，心里砰砰的打鼓，感到有点尿急，急忙到厕所放水，又回到门口等，终于熬到约见结束，出门倒是坦然多了，该说的都说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后悔也没用，就这么滴吧。
随着时光流逝，对自己、对别人、对世界的看法变了，情绪也慢慢平复了，心里干净了，睡眠也慢慢改善，开始可以睡3个小时，慢慢到5个小时，助眠的药物扔掉了，生活的希望又回来了，于是想把这个经历记录下来，把我走向光的日子分享给大家，让那些深陷抑郁的朋友多一些希望，一股使命感陡然而生，觉得自己有了目标，生命就有了意义，生活更有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