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名纳粹党卫军电气室（przy komorach elektr.）工作人员的报告，官方数据显示，每天被杀害的受害者人数高达每晚2500人。他们被杀害在电气室（w łaźni elektrycznej）和毒气室里。1943 年 4 月 18 日的一份报告将这些灭绝方法归咎于奥斯维辛：所谓的“Hammerluft”系统。这是一种空气锤。这些是特殊的房间，锤子从天花板上落下，通过一种特殊的装置，受害者在气压下死亡。1945 年 5 月，莫德凯·利希滕斯坦 (Mordechai Lichtenstein) 宣称：尸体被放在小推车上，运到火葬场，在那里被6,000伏的电流烧死。”1944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波兰流亡政府官员瓦斯基维奇（Waskiewicz）审讯了一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待了七周后逃离波兰的波兰人。6月18日，瓦斯基维奇用法语撰写了一份关于对证人审讯的报告，他只透露了证人的姓名首字母：KJ。证人是一名应征入伍的工人，在休假几天后未经批准晚归，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判处十周集中营监禁。随后，他被关押在西里西亚的拉特维茨集中营三周，之后被转移到奥斯维辛，在那里度过了剩下的七周。在关于这个营地的报告中，目击者重复了传送带的寓言，但背景不同：“每次点名时，都会有专门的人员将所有倒下且无法再承受打击的人抬走，在不确认他们是否还活着的情况下，用机械运输车直接送往火葬炉。1943年，火葬炉的设计容量为[一次]1,000人。”但证词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第十八区（犹太区）配备了毒气室和一家生产机械润滑油的工厂。KJ声称，正是在那里，德国人将被毒气熏死的犹太人的尸体制成润滑油，然后装进标有“奥斯维辛润滑油厂”的包裹里运走。

他负责运走毒气室中毒者的尸体，因此得以观察1943年5月“运”来的1500名“波兰”犹太人的尸体处理过程。这些犹太人抵达后并未受到虐待，也似乎营养不良。他们一到就被要求洗个真正的澡，甚至还被施以肥皂。之后，他们的衣服被脱去，经过挑选，被分成胖子和瘦子、女人和男人。每组人随后被分别送往毒气室——一个巨大的混凝土房间，通过一扇三重门进入。受害者通常在门关闭几分钟后死亡。房间随后迅速通风，负责运走尸体的囚犯必须尽快将尸体放在特制的推车上，以免尸体变硬，然后通过特殊的机械运输机将其运往油脂工厂。在那里，通过KJ未知的化学过程，尸体被转化为泥浆，并提取了脂肪。剩下的几块骨头和一滩不成形的泥浆，被小心翼翼地送进火葬场焚烧。综上所述，Waskiewicz 对证人KJ的介绍性描述——当代历史学家的真正先驱，他们总是准备毫不犹豫地重复最愚蠢的“目击证人证词”——听起来几乎是滑稽的：“他出身农民，淳朴，有时甚至有些原始，缺乏想象力，但却是一位优秀而认真的观察者。他的诚实似乎无可争议。”淋浴喷头喷出的是毒气而不是水，这种说法很早就被捏造出来了。它出现在一封写于1942年8月29日的“写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信”中，信中写道：最恐怖的是专门建造的毒气室里进行的大规模处决。毒气室里有两个，可容纳1200人。毒气室配有淋浴，不幸的是，喷出的是毒气而不是水。 [ Urządzone są łaźnie z prysznicami, z których niestety zamiast wody wydobywa się gaz ]在一份可追溯至 1942 年 12 月或 1943 年 1 月的关于集中营生活条件的地下报告中，毒气处理程序描述如下：从内部看，这些房间的布置类似于淋浴间，但与真正的淋浴间唯一的区别在于，淋浴喷头喷出的是毒气而不是水[ miast wody, z pryszniców wydobywa się trujący gaz ] 。进入营房后，他们必须立即脱衣服，因为要洗澡。他们甚至会得到毛巾和肥皂。淋浴后，他们应该得到内衣和衣服。当房间满了的时候，门就会关闭，毒气就会从设计成类似淋浴喷头的开口喷出。这个虚构的“毒气淋浴”故事立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甚至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心理学家GM吉尔伯特博士也把它塞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的口中：杀戮[程序]很简单；你甚至不需要警卫把他们赶进房间；他们只是进去洗澡，但我们没有用水，而是放了毒气。”法国地下报纸《博爱》在其 1944 年 5 月刊中发表了以下有关奥斯维辛的“目击证词”：“抵达后，所有还能工作的男性都被立即送往工作地点。其他人，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都被送往淋浴间。他们被带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现代化建筑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可以让他们疲惫的四肢恢复活力的热水淋浴，而是受到了有毒气体的喷洒：不一会儿，只剩下尸体，堆积在他们试图逃跑的门口——母亲的尸体抱着孩子，老人紧紧地抱着配偶，做出极度保护的姿势。自然而然，淋浴的故事被前集中营囚犯广为传播。以下是索菲亚·沙夫拉诺夫的版本：”

他们假装给受害者洗了个澡，尽管受害者此时已经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澡了；他们甚至给了他们毛巾和一块肥皂；之后，他们被强迫脱掉衣服，并被赶进低矮密封的混凝土房间。天花板上装着淋浴喷头，喷出的不是水，而是毒气。关于“淋浴浴”的传说最离奇的版本是由阿达·比姆科（Ada Bimko）编造的。她是一名“波兰”犹太人，于1943年8月4日被驱逐到奥斯维辛。在贝尔森审判中，她宣誓作证如下：1944年8月，她被迫进入比克瑙的“毒气室”，取下据称是毒气受害者留下的毯子。她刚一进去，就非常幸运地遇到了一位来自同一座城市的所谓“特别行动队”（Sonderkommando）的囚犯。之后，一位非常和蔼的党卫军士官急忙带她参观了绝密的灭绝毒气设施。她是这样描述的：在第一个房间里，我遇到了一个和我来自同一个城镇的人。还有一位党卫军成员，军衔是下士，属于红十字会。我听说，人们在第一个大房间里脱下衣服，然后从这个房间被带到第二个房间。我感觉这个房间很大，里面可能有成百上千的人进去。它很像我们集中营里的淋浴间或盥洗室。天花板上有很多喷头，一排排平行排列。所有进入这个房间的人都会得到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这样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要去洗澡了，但任何人只要看看地板，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那里没有排水沟。这个房间里有一扇小门，通向一个漆黑一片、看起来像走廊的房间。我看到几排铁轨，上面停着一辆他们称之为卡车的小车，我听说已经被毒气熏死的囚犯被关在这里。用这些车厢直接送往火葬场。我相信火葬场就在同一栋楼里，但我自己没看到炉子。还有一个房间比之前的那个高几级台阶，天花板很低，我注意到两根管子，据说里面装着煤气。还有两个巨大的金属容器，里面装着煤气。在审判记录所附的证词中，艾达·宾科表示：党卫军告诉我，气瓶里装有毒气，毒气通过管道进入毒气室。”因此，气体从容器进入管道，并通过淋浴喷头进入“毒气室”！但即使是这个故事也有不同的版本。布鲁诺·皮亚扎讲述了一个特别夸张的版本，他被判处在“毒气室”死刑，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我听到其中一个人说：‘焚尸炉’。我们继续在营地里行进，穿过两排营房，这种营房的样式和上一个营地的营房很相似。走到尽头时，他们让我们左转，然后让我们八百人一起进入一间昏暗的营房。夜幕已经降临。营房中间有一个已经熄灭的炉子和三个锌桶。突然，他们打开了灯，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类似淋浴间的地方。天花板上悬挂着二十个淋浴喷头。 这个房间是焚尸炉的前厅，也是毒气室。现在毫无疑问了。我听说过这个系统：他们在淋浴喷头下面放一层白色的氰化钾粉末，然后突然打开水龙头。这会导致粉末中释放出致命的剧毒氰化物气体。然后，工作人员戴着面具进来，撒上粉末，打开淋浴，离开，关上门，十分钟后我们都死了。窒息而亡。房间的另一端有一扇高高的门，据说可以通过一个斜面通往火葬场。过去，窒息的方法与现在不同，是通过淋浴。在天花板上打一个洞，用自动阀门打开，将三四个预先准备好的氰化物气瓶喷入室内。但这种系统不太安全，因为有时气瓶盖在坠落过程中没有破裂，需要重复四五次，才能确保气体确实喷出。在1949年的德格施审判中，一名证人提到了“在比克瑙，毒气是通过假淋浴喷头引入室内的”谣言，但齐克隆B的发明者赫尔特博士和物理学家Ra博士都宣称这种毒气技术是不可能的，因此法兰克福高等法院在1949年 3月28日的判决中承认这是不正确的：法庭并不怀疑，有关毒气是通过套管 B从齐克隆罐中抽取并引入毒气室的假设是错误的，因此不再需要进行其中一名被告要求的实验。”氰化氢钢瓶”的故事改编自更常见的氰化氢“炸弹”版本，后者由耶日·塔博 (Jerzy Tabeau) 在 1943 年底和 1944 年初发明。1942 年 3 月 23 日，他以耶日·韦索洛夫斯基 (Jerzy Wesolowski) 的名义被关押在奥斯维辛，并于 1943 年 11 月 19 日至 20 日夜间逃脱。在他于 1944 年夏天开始流传的报告中，他写道：到达被铁丝网包围的囚室后，被判刑的人必须脱光衣服，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一并被脱光；然后每个人都领到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之后，他们被全部赶进囚室，遭受了拳打脚踢和虐待。囚室里能容纳多少人，他们就把多少人赶进去，然后把门紧紧关上，专门负责此事的党卫军士兵通过墙上的阀门向囚室里投掷装满氢氰酸的炸弹。十分钟后，囚室的门被打开，一支特别突击队（通常由犹太人组成）将尸体抬走，为下一批押送人员腾出空间。相比之下，1944 年 8 月 23 日的一份报告提到了“小瓶”：“在参观澡堂的幌子下，到达的人被脱掉衣服，拿到肥皂，然后被带到‘洗澡区’，那里的门被密封关闭，然后从上面扔进装有不明液体的安瓿瓶，安瓿瓶破裂并放出气体，五到十分钟后就会发生[不清楚的词语]窒息。”

库尔特·格斯坦 (Kurt Gerstein) 也对这个荒诞的故事表示赞同，他写道，德格施 (Degesch) 的主管告诉他“为了杀人，他提供了装在小瓶里（安瓿瓶中）的氰化氢”。然而，据他所说，在奥斯维辛，这些“小瓶”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只有在奥斯维辛，数百万儿童才会因鼻子下面放着一团（浸满）氢氰酸而被杀害。”除了“炸弹”或“气瓶”或“小瓶”氰化氢外，其他物质也被列为灭绝方法：“喷嚏气体”（gaz sternutatoires ）和“某些能让人一分钟内入睡[ einschläfern ]的物质”。相比之下，前囚犯奥托·沃尔肯 (Otto Wolken) 谈到了毒气沟：“挖了一些沟渠，并用帆布盖住，作为临时毒气室。”1946 年 6 月 21 日，在纽伦堡审判中，美国检察官杰克逊提到了“奥斯维辛附近”另一种所谓的灭绝方法：一种高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类似于原子弹的效果：“一个村庄，一个小村庄，临时搭建了临时建筑，大约有两万名犹太人被安置在里面。凭借这种新发明的毁灭性武器，这两万人几乎瞬间被消灭，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它发展，爆炸发展，温度从400摄氏度到500摄氏度，将他们摧毁得毫无痕迹。”这些寓言很快就被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组织更完善的寓言，这些寓言将在第三章中进行探讨，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在正统的大屠杀历史学家中引起了一定的不安。毕竟，后者当时被迫宣称，这些宣传寓言并没有通过各种文学创作发展成为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屠杀“真相”。相反，他们声称，这些寓言仅仅是“真相”的“反映”，其确切细节后来才被发现，但在这些“反映”发表时，真相尚不为人所知。这些推测的价值将在第七章中进行探讨。
2. 人体尸体工业化利用的谎言
在上面的段落中，我报道了“目击者”KJ描述“奥斯维辛润滑油工厂”的方式。波兰地下刊物《西方信息》在 1944 年 2 月 10 日第 16 期中就已经传播了这个寓言，其中报道了以下“信息”：奥斯维辛。最近，西门子提供了一台现代化的电烤箱（nowoczesny piec elektryczny）。它用于尸体的特殊处理。通过逐步升温，从尸体中去除脂肪，然后进行处理。营内还有一座大型骨胶工厂。奥斯维辛抵抗运动或许受到了英国黑色宣传的启发。自1940年以来，英国政治战争执行委员会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谣言与耳语运动”，其核心内容是制造名为“sibs”（源于拉丁语“sibilare”，意为耳语）的虚假新闻。有人传播了以下令人毛骨悚然的主题：维也纳的医院已经实施了大约20万例截肢手术。人们非常明智地将牛肉提炼成脂肪，用于制作肥皂。”威廉皇帝研究所已经研究出一种从空袭受害者骨骼中提取钙的方法。它将用于儿童的特殊饮食。”研究这个谎言的起源至关重要，因为它清晰地揭示了奥斯维辛的宣传者是如何精心编造这些谎言的。他们从一丝真相入手，然后加以歪曲，最终赋予其可怕的犯罪含义。毒气室的谎言正是如此编造的。人体肥皂制造的谎言太过诱人，难免遭到宣传者的利用，但由于宣传者缺乏分寸感，故事的后续发展逐渐沦为荒诞可笑之作。例如，前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奥尔加·伦吉尔 (Olga Lengyel) 讲述了以下故事：北欧超人深谙如何从一切事物中牟利。他们用巨大的木桶来收集高温融化的人体油脂。营地里的肥皂有如此奇特的气味并不奇怪。被拘留者看到某些肥香肠就起疑心，也不足为奇！尽管人们不时尝试重新提起这个故事，但它现在也已被遗忘了。1994年，奥斯威辛博物馆的研究员安杰伊·斯特泽莱茨基宣称：没有证据表明奥斯维辛集中营使用人体脂肪来制造肥皂，或者用人体皮肤来制作灯罩、书籍装订、钱包或类似物品。”但另一个同样残酷的传说却依然流传，令人难以置信：关于人骨的剥削。这项指控早在第一次纽伦堡审判中就由苏联检察官斯米尔诺夫提出：从1943年起，德国人为了利用未焚烧的骨头，开始将其磨碎，卖给斯特雷姆公司，用于生产过磷酸盐。在集中营里发现了写给斯特雷姆公司的提货单，上面写着112吨600公斤的人体骨粉。德国人还将那些注定要被灭绝的妇女的头发用于工业用途。在奥斯维辛博物馆最重要的著作（出版于 20 世纪末）中，安德烈·斯特泽莱茨基本人补充道：调查奥斯维辛战争罪行的苏联委员会发现，焚尸炉里的尸体骨头被碾碎后，卖给了斯切梅希采（靠近达布罗瓦·戈尔尼察）的“斯特雷姆”公司，用于制造肥料。1943年和1944年，至少有100吨碾碎的人骨从奥斯维辛运往“斯特雷姆”公司。这个寓言基于一名波兰囚犯于1945年2月27日开具的一份清单，该清单由他交给了苏联委员会。清单的标题是“ Wykaz nadanych wie ych ko ci i odpadków ko cianych do stacyj Strzemieszyce dla firmy Strem ”

即“从斯特泽米希采站运往斯特雷姆公司的新鲜骨头和骨质废料清单”。清单列出了运往该公司的所有材料，并注明了日期、车厢编号、内容和重量。“内容”栏用德语标明了运往的骨头类型：“ frische Knochen ”（新鲜骨头）、“ tierische Abfälle ”（动物粪便）、“ Rinderknochen ”（牛骨）、“ Leimleder ”（用于制胶的兽皮）。因此，送往斯特雷姆公司的骨头并不是人骨，而是动物骨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45年3月4日，四位杰出的大学教授（布达佩斯的格扎·曼菲尔德、布拉格的 伯特霍尔德·爱泼斯坦、克莱尔蒙德·费朗的 亨利·利穆赞和布拉格的布鲁诺·菲舍尔）在奥斯维辛签署了名为“ An die internationale Öffentlichkeit”（致国际公众）的呼吁书，以更富有想象力的方式重复了这个寓言：“为了节省石油，燃烧所需的油脂部分来自中毒者的尸体。此外，从尸体残骸中还提取了机器所需的工业用油和油脂，甚至还有洗涤皂。”通过更深入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将人体脂肪用于工业用途的谎言的起源。1944 年 9 月 27 日的一份设备清单显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宰场配备了一种从动物骨骼中提取油脂的装置（Knochenentfettungs [ anlage ]），该装置早在 1942 年 9 月就已安装完毕。相关设备（Knochenentfettungsapparat）由柏林-汉诺威的 M. Trüsted 公司提供，该公司管理层在 1942 年 6 月 25 日写给奥斯维辛集中营管理层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该装置原本用于从动物骨骼中提取油脂，以丰富囚犯的饮食，但为了进行集中营宣传，它被改造成了工业化利用人体脂肪的装置！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宣传的“尸体工厂”故事也有类似的起源，亚瑟·庞森比正确地称之为“战争期间发明的最令人作呕的谎言之一”。例如，1917 年 4 月 16 日的《泰晤士报》报道称，德国军队有一个“尸体利用机构（ Kadaververwertungsanstalt）”，从阵亡士兵身上获取的脂肪被制成润滑油，而其他残留物则被磨成骨粉，然后与猪饲料混合。正如 Walter Laqueur 所写：“德国确实有这样的设施（Kadaververwertungsanstalten），但他们处理的是动物尸体（德语为Kadaver ），而不是人类尸体（德语为Leichen）。”他补充道（同上）：“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在议会承认，尸体工厂的故事毫无根据。”但这种宣传至今仍在猖獗。2005年的一则新闻报道，以色列发现了一盒据称由犹太人脂肪制成的肥皂，这引起了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 Institute）的不满。该机构的一位发言人甚至宣称：“没有证据表明‘纳粹’在大屠杀期间用人体制造了肥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流传着其他同样令人作呕的谎言。拉克尔（同上）指出：《每日电讯报》在1916年3月报道称，奥地利和保加利亚使用窒息性毒气（在毒气室）杀害了70万塞尔维亚人。一些读者可能还记得这些故事，因为1942年6月，《每日电讯报》率先报道了70万犹太人被毒气杀害的消息。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些抵抗组织成员“可能”比《每日电讯报》更早，在 1941 年底就记得这份“报道”。
3.毒气室宣传谎言的诞生关
于毒气室的故事诞生得相当早，但其含义却非常明确：指为军事目的进行有毒气体实验，确切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窒息性气体，以及据称曾有70万塞尔维亚人被毒死的事件。该故事的版本出现在1941年10月24日奥斯维辛集中营地下抵抗运动的一份报告中：“十月初，在奥斯维辛集中营，850 名被运送到奥斯维辛的俄罗斯军官和士官（战俘）被毒气处死，目的是试验一种新型战争毒气，这种毒气原定在东线使用 [jako próbę nowego typu gazu bojowego, który ma być użyty na froncie wschodnim]。”在故事的后续版本中，使用战争毒气对囚犯进行实验仍然是主要动机。抵抗运动的宣传需要随后发明了一个新主题，即在毒气室中灭绝犹太人，毒气室最初被称为“ Degasungskammer”。这个词是德语“ Begasungskammer，后者指的是使用德格。我们已经在1942年8月29日的信中看到过毒气室和淋浴间的组合，这成为了随后宣传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其灵感来自两个卫生设施，一个仍处于设计阶段，另一个正在实施中：第一个是接待大楼 ( Aufnahmegebäude )

在同一屋檐下，包括 19 个熏蒸室 ( Begasungskammern ) 和一个供囚犯使用的淋浴装置，所谓的杀人毒气室也因此得名；第二个由两个镜像对称的消毒装置组成，称为Bauwerke (建筑工地) 5a 和 5b，同样包括一个氰化氢毒气室和一个洗涤和淋浴区，在相关蓝图上分别称为Gaskammer和Wasch- und Brauseraum。这引发了一个文学主题，并发展成为一系列毫无根据和相互矛盾的版本，最终在临时毒气设施的最终版本中进行了清除和修改，这些设施（在战争结束后）被称为地堡或“小白宫”和“小红房子”。比克瑙焚尸炉中“杀人毒气”的故事的编造则更加费力。故事的初稿相当迟缓地出现在 1944 年 5 月 5 日至 25 日的“定期报告”（Sprawozdanie okresowe）的“死亡工厂”段落中：从1943年5月开始，‘慰安所’。运送的尸体被送往拉伊斯科的“死亡斜坡”， 在那里，经过挑选后，男人、女人和孩子被送往新建焚尸炉的毒气室（我们拥有焚尸炉的蓝图）。毒气处理后，裸体尸体通过这个“死亡工厂”的货运电梯被运送到（一楼），在那里接受仔细检查，以充实第三帝国的军备。牙医突击队会拔掉所有金牙或铂金牙——为了节省时间——以及下颌骨。在解剖室，可疑尸体被解剖，寻找吞咽的贵重物品。目前有4个焚尸炉在运行，每天最多处理5000具（尸体）。奥斯维辛的焚尸炉已经“处理”了150万犹太人以及10万波兰人、俄罗斯人和其他人。这只是对至少一百五十万人遭受大规模毒气袭击的迟缓且无意义的描述！奥斯维辛抵抗组织成员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决定编造一个更为详细的所谓大规模灭绝的谎言版本。于是，宣传机器启动，编造了一个故事，尽管其明显是虚假的，却成为了后来发展成为当今“历史真相”的雏形：所谓的“奥斯维辛议定书”，这是一系列来自1943年至1944年间逃离奥斯维辛的囚犯的报告。最重要的报告是鲁道夫·弗尔巴（Rudolf Vrba，1942年6月30日以沃尔特·罗森伯格（Walter Rosenberg）的名义被拘禁，登记号44070）和阿尔弗雷德·韦茨勒（Alfred Wetzler，1942年4月13日被拘禁，登记号29162）的报告。这两名“斯洛伐克”犹太人于1944年4月7日逃离比克瑙。抵达斯洛伐克后，他们于4月底编写了报告，并于次月开始分发。最早的版本之一是德文版，标题为“奥斯维辛-比克瑙实况报告”（Tatsachenbericht über Auschwitz und Birkenau），日期为1944年5月17日，日内瓦。弗尔巴和韦茨勒越狱的目的是为了“向世界揭露奥斯维辛发生的事情”，阻止“匈牙利”犹太人被遣送回集中营。弗尔巴还声称，他曾与所谓的“特别行动队”（Sonderkommando）的囚犯菲利普·穆勒（Filip Müller）取得联系，“穆勒成了我们最宝贵的信息来源之一”，而且在1944年初与穆勒讨论集中营情况时，他们还从穆勒那里获得了“更多信息”。1985年，弗尔巴作为控方证人出席了宗德尔（Zündel）审判。在审判中，弗尔巴证实他与特别行动队（Sonderkommando）成员频繁接触，并声称弗尔巴-韦茨勒报告中所载的比克瑙二号和三号焚尸炉的草图正是基于这些信息绘制的。鲁道夫·弗尔巴提到的前囚犯菲利普·穆勒（Filip Müller）证实，他曾在1944年向阿尔弗雷德·韦茨勒提供过“一份带有毒气室的焚尸炉草图”（einen Plan der Krematorien mit den Gaskammern）以及其他文件。但韦茨勒在他以笔名“约瑟夫·拉尼克”撰写的书中再次讲述了“淋浴毒气室”的故事：“那些人还在忙着搬运行李，也对党卫军的善意感到震惊。他们突然抬头望向天花板，发现淋浴喷头喷出的不是水，而是微小的晶体。这些晶体立即产生了毒气，他们现在被迫吸入：这就是威力强大的剧毒齐克隆。”受害者“五人一组排成一排，和孩子们一起进入淋浴间，淋浴喷头喷出的不是水，而是毒气。”弗尔巴-韦茨勒报告对第二和第三火葬场进行了详细但错误的描述：目前，比克瑙共有四个焚尸炉在运行，其中两个大型焚尸炉（I型和II型）和两个小型焚尸炉（III型和IV型）。I型和II型焚尸炉由三部分组成：(A) 焚尸炉房；(B) 大厅；(C) 毒气室。一个巨大的烟囱从焚尸炉房升起，周围环绕着九个焚尸炉，每个焚尸炉都有四个开口。每个开口可同时容纳三具普通尸体，一个半小时后尸体将被完全焚烧。这相当于每天处理约2000具尸体。旁边是一个巨大的“接待厅”，其布置看起来像是澡堂的接待室。它可容纳2000人，楼下似乎也有一个类似的等候室。从那里有一扇门和几级台阶通向狭长的毒气室。毒气室的墙壁也被伪装成淋浴间的入口，以误导受害者。

屋顶上装有三道可以从外面密封的活门。一条轨道从毒气室通向熔炉室。接下来是对所谓的毒气技术进行解释，据说是通过将“一种粉末状的制剂”倒入“标有‘CYKLON’的锡罐中”而实现的，这种制剂装在“三个陷阱”中。罐子上的标签写着“用于对抗害虫”；毒药“由汉堡的一家公司生产”。现在已知，弗尔巴和韦茨勒对焚尸炉二号和三号的描述，以及他们试图描述的草图，完全是虚构的，这一点只需与原始图纸简单对比即可发现。简而言之：火葬炉房里有五个火葬炉，而不是九个；
每个炉子有三个马弗炉（燃烧室），而不是四个，
炉子沿炉房纵轴排列成一条直线，而不是围绕烟囱呈半圆形排列；
被称为受害者更衣室的区域（太平间#2）位于地下室，而不是一楼；
被称为毒气室（太平间#1）的区域并不位于一楼，比更衣室稍低一点，而且位于地下室，与更衣室在同一层；
被称为毒气室的区域通过小型货运电梯与炉房相连，而不是通过轨道或“轨道”。由于弗尔巴-韦茨勒报告中关于二号/三号焚尸炉的草图和描述纯属虚构，因此作者提到的犹太人在毒气室中被灭绝的故事并非源自所谓的“特别行动队”（Sonderkommando）的囚犯，而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这证明这个故事是集中营抵抗运动为了粗暴宣传而编造的，根本没有考虑过征求在焚尸炉工作的囚犯的意见！但这显然与宣传人员的预期目的毫不相关。在整个1944年，甚至之后，弗尔巴-韦茨勒报告都成了所谓的毒气室灭绝犹太人的“证据”，为所有后续宣传设定了严格的条件。正如沃尔特·拉克尔所写：因此，直到 1944 年，当鲁道夫·弗尔巴 (Rudolf Vrba) 和阿尔弗雷德·韦茨勒 (Alfred Wetzler) 带着有关这座最大的死亡集中营的最详细消息到来时，这些‘谣言’才成为定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即为了让那些此前一直可笑至极的宣传“谣言”具有可信度，弗尔巴和韦茨勒才炮制了“报告”。弗尔巴-韦茨勒报告也影响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后续的证词，甚至到了厚颜无耻地抄袭的地步。1945年出版的《黄皮书》载有“1941-1945年战争期间‘匈牙利’犹太人殉难的数据”，其中引用了1944年6月15日被驱逐到奥斯维辛的亨里克·法卡斯的证词。在题为“毒气室”的段落中，他重复了弗尔巴和韦茨勒捏造的信息，却声称自己提供的是“一份基于一位从事技术工作的犹太工程师（ zsidó mérnök ）的注释的毒气室技术描述”。自称是特别行动队成员的 Szaja Gertner以更奇妙的形式重新表述了所有先前的宣传主题：毒气处理结束后，他们从另一边打开门——没有人能进入的那一边——还有窗户，给[该区域]通风五分钟。然后，狱警卡波潜入[房间]中央，将尸体从门窗处移开，以便更快地完成工作。我们手上戴着厚厚的橡胶手套，嘴上捂着棉球。尸体一移动就会喷出气体，让我们无法呼吸。毒气处理区[ gazowni ]的门上布满了轨道，一直延伸到焚烧炉。我们一次将40具尸体装上推车，然后推车立即驶向烤架[na ruszt]。这些推车翻入一个有烤架的沟渠，尸体立即被电流[od prądu]染红，十分钟后就变成了灰烬。如果水流太小，会留下大块骨头，但通常只会留下少量残骸。火葬场中央有一个装置，他们称之为“排气机”，每次火化后，它都会把骨灰吹到附近的沟渠里。在那里，一名工人把骨灰装进一个桶里，然后用绞盘把它拉上来。骨灰被运走，然后撒进水里。艾达·宾科的证词也受到了弗尔巴-韦茨勒报告的启发。最近发现的一份报告由两名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脱的苏联战俘（Ananij Silovich Pet'ko 和 Vladimir Jakovlevich Pegov）于1944年8月31日在基辅起草，展示了毒气室故事的后续文学发展。现在，宣传人员至少了解了二号和三号火葬场的建筑结构，但是，由于缺乏比例感，他们将火葬炉的能力归因于火葬场，这比以往更加荒谬：火葬场的地下部分分为两部分：脱衣室和毒气室。地上部分是火葬场本身，也就是用焦炭燃烧的焚尸炉。每个火葬场有5个焚尸炉，每个焚尸炉有3个马弗炉。每个马弗炉会同时放入3到4具尸体。点燃后，一批尸体的火化时间为5到10分钟，之后燃烧时间会缩短。火葬场24小时满负荷运转，但仍然无法将所有尸体焚烧殆尽。因此，平均而言，火葬场 II 和 III 每天总共能够火化至少 20,160 具尸体，如果算上火葬场 IV 和 V，则大约可以火化 30,900 具尸体（超过理论最大容量的三十倍），但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无法火化所有尸体。另一份报告于 1944 年 9 月 6 日由苏联陆军上尉格里戈里耶·雅科夫列夫 (Grigorij Jakovlev) 和其他从集中营逃出的囚犯撰写，报告内容涉及如果火炉能够处理“所有”尸体，那么需要火化多少具尸体的问题：

从 1944 年 5 月 16 日到 7 月 20 日，1,200,000 名‘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犹太人在集中营被灭绝。从今年 7 月底开始，来自德国占领的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的犹太人开始陆续抵达集中营。成年人在特殊的毒气室中被毒死，老人和儿童被活活扔进火里。”除了提到的数字几乎是 5 月中旬至 7 月初从匈牙利驱逐的犹太人总数（437,402 人）的三倍之外，根据报告的作者，65 天内被杀害的人数（1,200,000÷65 =）平均每天约为 18,400 人，但比克瑙的火葬场据称拥有每天约 30,900 具尸体的虚构火葬能力，仍然无法火化所有这些同样虚构的尸体！宣传显然既不需要受众的一致性，也不需要受众的智慧。1944 年 8 月 31 日的报告还引入了另一个主要变体：Vrba-Wetzler 报告中的“三个陷阱”成为了规范的四个，而所谓的引入柱会释放出由“某种粉末状物质”产生的毒气——这种描述让人想起了构成 Zyklon B 固体基础的颗粒状硅藻土，但报告中从未提及——在这里首次出现：这个房间里有四根格子柱，贯穿建筑的屋顶。当这个“浴室”挤满了并排站立的人后，门就被严密封闭。某种粉末状物质被倒入柱顶的开口，释放出有毒气体，人们开始窒息。窒息过程持续10到15分钟。尽管该报告向故事的最终版本迈出了一步，但它仍然包含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它声称金牙是从活着的囚犯身上提取的（而不是从他们的身体中提取的），并且仍然没有提到货梯：“然后尸体被放在特殊的手推车上运送到楼上的房间进行焚烧。”另一项愚蠢的言论证实了该报告的严重宣传性质：焚尸炉工作时，火焰从烟囱里喷涌而出，高达15米。”
4.宣传谎言的巩固：
苏联和英国的贡献苏联人早已体验过解放卢布林-马伊达内克的宣传画所蕴含的巨大力量。1944年7月23日，红军抵达卢布林-马伊达内克时，他们发现了完好无损的科里式五马弗巨型火葬炉，以及存放着约80万双鞋子的仓库。苏联人仅凭一份关于该火葬炉火化能力的、技术上毫无根据的“专家报告”，并预设鞋子必然是谋杀的证据，就将卢布林-马伊达内克变成了一座“灭绝营”，里面关押着一百五十万名遇难者。马伊达内克博物馆后来透露，该集中营设有一个仓库，用于存放来自其他许多集中营的旧鞋子，以便回收利用。马伊达内克博物馆曾三次下调集中营遇难者人数，先是下调至36万人，然后又下调至23.5万人，最后（目前）下调至7.8万人。实际死亡人数约为4.2万人。至于那份“专家报告”，只需说明它夸大了单个火化炉的实际火化能力，夸大了1000%。世界各地的日报很快就充斥着集中营里焚尸炉和鞋子堆积如山的照片，这些照片被认为是据称在那里实施了大规模灭绝的明显且无可辩驳的“证据”。德国人就这样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体验了图像的暗示力量。因此，在放弃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他们炸毁了比克瑙的焚尸炉，并烧毁了集中营里除六个存放囚犯个人物品的仓库营房外的所有建筑。相比之下，德国人几乎完好无损地将中央建设办公室的全部档案留在了苏联手中，其中包括所谓的毒气室的所有“犯罪痕迹”，更不用说大约 8,000 名囚犯，他们都准备充当所谓的毒气杀人的“目击者”（根据大屠杀正统观念，所有这些人都可能在 1945 年 1 月的第一周被党卫军在唯一幸存的火葬场 V 号焚尸炉中用毒气焚烧）。苏联人已经用同一栋建筑内的焚尸炉和所谓的毒气室的宣传图片欺骗了他们的忠实观众，他们又展示了所谓的Kanada I ( Bauwerk 28 ) 消毒室，并将其描述为一个杀人的“毒气室”，配有气密门和窥视孔“以观察灭绝的进展”，正如 1980 年的一张波兰照片说明所述，此外，该建筑的仓库里还存放着齐克隆 B 罐和防毒面具。苏联在其新建的恐怖宣传博物馆中展出了在奥斯维辛发现的超过七吨的人类头发，按照他们的说法，假设每人 50 克头发，那么这些头发相当于大约 14 万名女性的头发。证人陶伯、曼德尔鲍姆和德拉贡声称，这些头发“可能是在焚尸炉里从尸体上剪下来的，特别是在用毒气杀死之后、火化之前”。奥斯维辛博物馆也表达了同样的指控，称这些头发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被杀害的14万人。但奥斯维辛集中营登记的囚犯超过40万，其中包括超过13.1万名女性。此外，众所周知，所有集中营都会收集头发，包括男性头发，用于工业回收，所有囚犯的头发一旦达到一定标准长度，就会定期修剪。1944年10月11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管理部门致当地医务室（该医务室一直抵制这种做法）的一封信警告说：“这不是囚犯外貌的问题，而是囚犯的头发在战争经济中有着重要的用途。”信中指出，最后一批运送的头发重达275公斤。至于奥斯维辛，我们甚至不知道收集这么多头发花了多长时间，因此这些头发也可能来自1944年8月仍在集中营的135,000名囚犯。

因此，所谓这7,000公斤头发来自140,000 名中毒者，以及这些头发构成大规模毒气袭击“证据”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一方面，苏联急于转移世人的目光，西方社会不去关注那些真正“危害和平罪”（例如，分裂波兰和侵略芬兰的战争）和“危害人类罪”（例如，卡廷惨案和温尼扎大屠杀，德国人曾就此发表了两份详实的白皮书）的始作俑者，因此，苏联人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将一场比苏联人所设想的卢布林-马伊达内克大屠杀更为可怕的大屠杀归咎于德国人，以此来麻痹和恐吓世界：一场四百万人的大屠杀。因此，他们成立了国家调查德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并指派众多由“专家”和“专家证人”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负责为苏联国家宣传炮制“历史”外衣。因此，他们成立了国家调查德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并指派众多由“专家”和“专家证人”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负责为苏联国家宣传炮制“历史”外衣。苏联委员会对弗尔巴和韦茨勒所描述的“毒气技术”的宣传谎言及其后续报告的成功至关重要，在于将其融入焚尸炉的实际建筑环境。中央建设办公室的档案中实际上保存了数十张焚尸炉的蓝图，这些蓝图在对留在奥斯维辛的目击者（例如亨利克·陶伯）进行审讯时被展示。通过这种方式，目击者们能够重新定位弗尔巴和韦茨勒已经讲述的故事，避免犯下他们所犯的重大建筑错误。相比之下，已经从奥斯维辛转移出去的目击者却无法从这些蓝图提供的信息中受益，并继续犯下相同或类似的严重建筑错误。因此，米克洛什·尼斯利 (Miklos Nyiszli) 在谈到 II/III 号火葬场时，提到了 15 个独立的焚尸炉，它们排列在150米长的大厅中，而实际的焚尸炉房间长30米，内有5个焚尸炉，每个焚尸炉有3个马弗炉；所谓的毒气室也是30米长，但对他来说，毒气室长达 200 米，小型货运电梯增加了四倍，变成了四部强大的货运电梯，更不用说他的其他幻想了。相比之下，西吉斯蒙德·本德尔声称所谓的毒气室尺寸为10 x 4米，而实际上却是30 x 7米，并且他还把天花板的高度从2.41米缩减到了1.60米。然而，这两个人都自称是所谓的“特别行动队”的“目击者”，并假装在比克瑙焚尸炉里待了几个月！据尤金·科贡 (Eugen Kogon) 称，“氰化氢气体从淋浴喷头和通风柱（Ventilatorenpfeilern）中喷涌而出。” 他的证词基于詹达·韦斯 (Janda Weiss) 的证词，后者声称：通风机有三根柱子，气体通过通风机涌入。”直到1961年，在艾希曼审判的第68次听证会（6月7日）上，证人耶胡达·巴肯仍然坚持这个谎言。他提到二号和三号焚尸炉中所谓的毒气室的柱子，声称“下面是通风机，还有用水冲洗的孔。后来，当他们（德国人）拆除焚尸炉时，我们单独看到了通风机。”但进气和排气鼓风机并不位于所谓的“毒气室”，而是位于火葬场的阁楼。相比之下，根据伊萨克·埃贡·奥克斯霍恩 (Isaak Egon Ochshorn) 的证词，火葬场（单数）“有数百个焚尸炉”。发明了灭绝程序之后，现在就需要发明受害者的数量。苏联众多“专家”小组委员会之一，基于荒谬而天马行空的假设，为1945年2月14日至3月8日期间四百万遇难者这一悲惨事件准备了“科学”依据。这一虚构故事的炮制背后隐藏着“目击者”和“专家”之间密不可分的默契，后者甚至让前者能够基于荒谬的计算，将比克瑙焚尸炉的技术能力归咎于荒谬的程度。苏联在《调查和研究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及其同伙罪行的国家特别委员会通报》中详细阐述了他们对奥斯维辛的宣传。该通报于1945年5月7日由《真理报》发表，并立即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英文译本早在1945年5月29日就已问世；法文译本也于1945年问世。这份苏联报告后来被纽伦堡法庭作为证据提交，编号为008-USSR。1945年9月17日至11月17日，英国对约瑟夫·克雷默和其他44名党卫军成员进行了审判。克雷默曾任党卫军上尉，曾任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营指挥官，后又担任贝尔根-贝尔森营指挥官。因此，奥斯维辛也在贝尔森审判中被讨论。该审判程序的调查阶段，关于奥斯维辛所谓的“毒气室”，是基于弗尔巴-韦茨勒报告与毒气室淋浴间故事之间奇妙的融合。控方代表巴克豪斯上校如此描述：然后，他们（受害者）被赤身裸体地带到隔壁的房间，那里摆放着五排，据说有20个喷雾器。门随后被锁上。这里一次可以容纳大约1000人。房间是防毒气的，毒气被打开，这些人被故意毒死。房间的另一端有一扇门，一辆手推车和几条轨道，尸体被装上手推车，直接送往火葬场。尽管英国调查人员深知苏联宣传所构建的“历史”框架，但许多犹太证人编造的故事却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辩护律师——英国军官！——公开指控他们作伪证。例如，克兰菲尔德少校宣称：“‘纳粹’在全世界煽动种族仇恨，我认为那些年轻的犹太女子（证人）对她们以前的狱卒怀恨在心，或者试图报复，这并不奇怪。”

他认为他们的证词“完全不可靠”。证人的盲目愤怒使得一些囚犯被其他囚犯诬告为党卫军罪犯。关于奥斯维辛，最重要的证人是西吉斯蒙德·本德尔和阿达·比姆科，正如我们所见，他们的证词完全令人难以置信。其他证人也提供了同样生动的想象力作为证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雷吉娜·比亚莱克和索菲亚·利特温斯卡。前者声称奥斯维辛有七个毒气室，其中一个在地下。卡车可以通过一种坡道直接进入这个面积“约10平方米”（约12码）的毒气室。这名证人和一群即将被毒死的囚犯一起被卸下，但就在她即将死去的时候，门格勒医生叫了她的号码，她被带出了毒气室！关于奥斯维辛，最重要的证人是西吉斯蒙德·本德尔和阿达·比姆科，正如我们所见，他们的证词完全令人难以置信。其他证人也提供了同样生动的想象力作为证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雷吉娜·比亚莱克和索菲亚·利特温斯卡。前者声称奥斯维辛有七个毒气室，其中一个在地下。卡车可以通过一种坡道直接进入这个面积“约10平方米”（约12码）的毒气室。这名证人和一群即将被毒死的囚犯一起被卸下，但就在她即将死去的时候，门格勒医生叫了她的号码，她被带出了毒气室！索菲娅·利特温斯卡也经历了类似的奇迹。她也被带出了毒气室，那里就像一个淋浴房，配有淋浴喷头、毛巾，甚至还有镜子。突然，她看到“烟雾”从高高的窗户涌入，就在她濒临死亡之际，她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正是党卫军上尉霍斯勒（奥斯维辛一号保护性拘留营负责人），他把她带了出来，骑着摩托车带走了！更不用说乔兰·霍尔多斯特 (Jolan Holdost) 的证词了，他看到300—400人无法进入奥斯维辛一号的毒气室，因为没有更多的空间，所以他们被浸满油并被活活烧死！1943年4月底，将活活烧死作为宣传主题的想法浮现出来，其目的是为了使整个场景设计更加恐怖，但很快便演变成了对清醒的成年人，最终是儿童的焚烧。几个月后，这一文学演变过程完成了。以下报道刊登在《国家重大事件回顾：1943年8月27日周报》（“Przegląd najważniejszych wydarzeń w kraju. Meldunek tygodniowy z dn. 27. VIII 43 r. ”）中：在火葬场，每天都会焚烧 5000 具尸体，但由于尸体数量较多，剩下的犹太人就会被活活烧死在比克瑙的露天‘永恒之火’中——孩子们会被活活扔进火里。”贝尔森审判对苏联早已勾勒出的宣传框架几乎没有任何补充，但却确认了其基本原则。正如罗伯特·扬·范·佩尔特所说：“贝尔森审判让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正式载入史册。”因此，即使是“自由”的西方也有奥斯维辛审判，以及对“毒气室”真实性的“综合证据”，以及由阿达·比姆科（Ada Bimko）在统计上“证实”的四百万受害者的数字：“我查看了火化人数的记录，记录显示大约有 400 万人在营地被火化。”英美两国对“毒气室”传说的科学利用，在随后的审判中愈演愈烈，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忘记苏联犯下的其他同样骇人听闻的罪行。这一切始于贝尔森审判，正如莫里斯·巴代什所清晰展现的那样：为了给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开脱，绝对有必要揭露对方其他更严重的罪行。绝对有必要把英美轰炸机描绘成“全能者可怕的快剑”。盟军别无选择。如果他们不郑重其事地申明这一主张，如果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自己是人类的救世主，那么他们就只不过是刽子手而已。如果有一天，人们不再相信德国的暴行，难道他们不会问起那些被摧毁的城市吗？因此，所有英美宣传，以及苏联宣传（程度较轻）都明显地在维护德国罪行理论。我们只需要用巴尔代什所相信的“毒气室”来代替“德国的罪行”和“德国的暴行”，我们就能理解已经肆虐了七十多年的宣传业的根源，相比之下，“大屠杀产业”就显得完全是业余的了。
4. 宣传谎言成为“历史”
1945年5月，苏联战争罪行委员会被波兰调查委员会取代，负责进行初步调查，为未来审判党卫军成员做准备。这项任务委托给调查法官扬·塞恩（Jan Sehn），他勤勉尽职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他撰写了第一部奥斯维辛“历史”，该书基于霍斯审判（1947年3月11日至29日）和集中营驻军审判（1947年11月25日至12月16日）。关于所谓的灭绝设施，扬·塞恩的结论是基于注册工程师罗曼·达维多夫斯基撰写的“技术”专家报告，该报告于1946年9月26日获得正式批准。这位专家热情地认可了苏联宣传的调查结果：他不满足于仅仅重复四百万人死亡的故事，又添加了另一个个人的荒谬之处，并一如既往地以“科学计算”为依据：根据证人一致的证词， [签名的]专家认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四个焚尸炉毒气室在24小时内的作业量约为6万人。这一数字基于以下计算：根据证人的陈述，每个焚尸炉的毒气室每次都塞满3000人。在暴力威胁的环境下，脱衣过程持续30分钟，实际毒气处理时间平均持续25-30分钟，而每次清理毒气室的过程则需要4个小时。

因此，对一室毒气室中的人员进行毒气处理总共需要5个小时，也就是说，每个焚尸炉毒气室的作业量约为15000人。因此，对于四个焚尸炉加起来，这意味着 24 小时内可容纳 60,000 人。”专家补充说，1944年，比克瑙的火葬能力为每天 18,000 具尸体——火葬场 8,000 具，“火葬沟”10,000 具——但“在所有设施最大程度利用的情况下”，每天可以达到 24,000 具。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党卫军只需在地上挖几个洞就能获得更高的火葬能力，为什么还要花费 1,400,000德国马克来建造比克瑙火葬场呢？达维多夫斯基编造的荒唐故事在霍斯审判的判决和集中营驻军审判的指控中被重复：两次审判都重申了所谓毒气室的灭绝能力为每天 60,000 人，而“火葬沟”中每天火化 10,000 具尸体的传说至今仍被视为大屠杀的官方“已证实的事实”。达维多夫斯基还声称，奥斯维辛集中营火葬场的容量为 400,000,000（4 亿）具尸体（未说明具体时间），而波兰检察官塔德乌什·塞浦路斯则声称，德国人打算把奥斯维辛变成“希姆莱施塔特”，其中的火葬场“每天可火化 20 万具尸体”。扬·塞恩从未接近过这样的数字，但他以自己的方式比苏联人更苏联化。事实上，他甚至写道，比克瑙四座焚尸炉的（惊人的）火葬容量高达438万具“尸体”（zwłok）。此外，一位名叫斯坦尼克的目击者称，1942年至1944年间，有385万名囚犯乘火车抵达奥斯维辛。以下是扬·塞恩的结论：如果我们考虑到该集中营存在的剩余年份以及大量卡车运输的数量，那么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受害者人数实际上可能约为五百万[ koło pięciu milionów ] 。”四十多年来，塞恩的著作一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唯一的“历史”，而新兴的严肃大屠杀史学却（实际上）昙花一现。塞恩的著作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后来又被翻译成法文，成为卓越的历史典范。1956年，他以书籍形式再版，并随后被译成法文和英文，再次确立了塞恩的史学典范。铁幕背后的历史学家们以对苏联和波兰宣传的奉承和顺从而著称，他们试图给这些宣传披上一层“学术”的外衣。此类书籍最早由菲利普·弗里德曼于1945年出版，其内容仅限于充当苏联宣传的扩音器。最典型的案例是奥塔·克劳斯和埃里希·库尔卡，他们合著了一本关于《奥斯维辛死亡工厂》的书，该书于1946年在共产主义捷克斯洛伐克出版，并于1956年修订，次年又有新版。在本书中，作者试图根据虚构的运输数据，为苏联关于 400 万人死亡的宣传谎言提供历史依据（该谎言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即焚尸炉和所谓的比克瑙碉堡的假定容量）：他们只是虚构了据称在抵达后就被毒气杀死的未登记犹太人的运输数据，总数达到 3,500,000 人，再加上所谓的 320,000 名已登记的囚犯死亡人数和假定的 15,000 名在营地疏散期间死亡的人数，最终得出结论，他们所采用的数字与苏联的 400 万人的数字相差无几！他们对二号/三号焚尸炉的描述尤其精彩：火葬设施位于火葬场大楼的底层，共有三层，共计15个火炉。下层由电动通风机送风，中间层是燃料的燃烧室，上层设有坚固的耐火网格，上面放置着两三具尸体，并用推车运送至火葬场。这两位“历史学家”就是这样解释和说明德语表达方式Dreimuffelofen（三马弗炉）为“三层炉子”的，尽管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刚刚在前一页发表了一张火葬场二号三马弗炉的照片！这部著作经东德共产主义翻译，随后又被译成英文，成为奥斯维辛大屠杀文献的基石。塞恩最出名的作品是一本名为《德国在波兰的罪行》的著作。迪诺·A·布鲁吉奥尼和罗伯特·G·普瓦里尔只不过是追随他的脚步，对比克瑙的航拍照片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解读。将苏联和波兰的宣传转化为“历史”，显然是奥斯维辛博物馆的主要任务，该博物馆在20世纪50年代真正开始行动。其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贡献是撰写了《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事件日历》。该日历于1958年至1963年以波兰语出版，1959年至1964年以德语出版。这部仓促编写的“经典之作”充满了对未经登记、毫无证据的囚犯命运的愤慨。1977 年，奥斯维辛博物馆出版了第一批官方集中营历史著作之一，弗朗西斯泽克·派珀 (Franciszek Piper)在书中完全呼应了苏联官方的宣传路线，他写道：“在集中营存在的近五年时间里，约有 400 万人因疾病、处决和大规模毒气而丧生，其中包括在集中营登记的 40 多万名男女老少中的 34 万人。”即使是1963年12月20日至1965年8月20日对前奥斯维辛集中营人员进行的中世纪法兰克福审判，也未能为真实的史学奠定基础，因为它几乎完全基于“目击者证词”。判决理由承认，该审判没有考虑任何普通谋杀案审判所遵循的正常程序，其中：法庭几乎缺乏常规谋杀案审判中可用的所有证据开示，无法真实地描绘出案发时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