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长蛆逝了,或许是昨天,也许是今天,我不清楚。学长常跟我们谈起,他和哲学最初偶然相遇的那个时刻。他说,面对一大堆专业,他总是想起高一时政治老师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无可救药的对立的下午。从那时起,学长就认定自己是唯一能把哲学从这种空洞的愚蠢的对立中解救出来的人,是哲学的普罗米修斯。学长总是过着一种苦行僧的生活,春夏秋冬都套着一件永不更替的外套。他说,这是最严格的怀疑论都无法质疑的东西,我在故我外套在。随后,便拿出一本《谈谈方法》,向我们展示这一推理的几个原则,具体是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是学长那亢奋、热情但又略带忧伤的双眼,让我总是难以忘怀。前两年的时候,学长突然宣布他对在哲学上克服二元对立没有兴趣了,因为这至多只是一个经院哲学的问题。他在我们的读书会上大声的朗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面写下的这句名言,“从前的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说这句话让他想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人王,想到了张载的横渠四句,想到了千千万万的人们。学长说哲学不可避免的要沾染政治,而他要做一个自觉的牺牲者,要从洞穴之外主动返回洞穴,要用哲学寻找到回溯时间的法力,去拯救那些无法拯救的人们。从那时起,学长就开始走火入魔了,大家都说他是没有哲人王的命,但有哲人王的病。但是我觉得学长跟那些人不一样,他很特别,他给我一种疏离感,就像是哲人王与被洞穴的锁链锁住的人的疏离一样,他是见过太阳的人,而我们只能看见自己被火把照亮的背影。后来,我们很少听说学长的消息,或许他在修炼他的“屠龙术”。但是,前一阵有人讲,说他在食堂看见了学长。学长那时已经不再穿着那件被他誉为“无可置疑”的外套了,也不再讲什么哲人王之类的胡话,好像一心都扑在了一个叫做“粉笔”的APP上,张嘴就是甚么“行测”,投了多少简历云云。然后,学长就蛆逝了,我们在他自习室的电脑上看见他正在筛选的岗位表,只见哲学两字,然后下面是大大的空白。他的电脑上好多excel,每一个都是同样的空白,空白留在暗淡的屏幕上,留在学长没有余温的身体,留在我们每一个人汹涌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