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整合
事实上,经过一系列论战之后,宪章派们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做为亲身经历者的甘米奇在他的《宪章运动史》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十分详尽的叙述。虽然这位出身于北安普顿的马车修配厂学徒做为奥康纳派的坚决拥护者,其叙述显然充满了对科林斯等人的不满与蔑视,但却从另外一个侧面显示了这次论战对宪章派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虽然不能就此认定奥康纳派的愤怒是必须得到尊重的一种正义,但这种愤怒出现在与伦敦工人协会发生冲突之后,又变得情有可原起来。一切的事实表明,这次冲突的背后显然有洛维特的影子在闪动。因为奥康纳的愤怒,使得洛维特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本来已经非常脆弱的名声再次一落千丈。在那里,他被视为叛徒受到猛烈的抨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849年全国宪章协会垮台为止。
由于双方两败具伤的冲突,“新运动”的效果受到了相当的冲击,甚至可以说是一事无成。如果说双方还有什么一致的看法,也仅仅停留在戒酒、教会和教育改革等等次要层面。同时,奥康纳们最为担心的事情还有很多,尤其是对组织过于庞大所产生的忧虑。历次失败的教训告诉他们,一个缺乏控制的臃肿的群体只能造成无谓的内耗,中产阶级也会凭借其各方面的优越性而试图有所作为,即使是小小的干预也会给整个运动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此后,全国普选联合会所发生的事情证明,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
最早提出这个动议的是来自伯明翰贵格会的约瑟夫·斯特奇。这个曾经在伯明翰联盟、反奴隶制运动和反对政府控制警圡察运动的积极分子在1841年的下半年将自己的矛头对准了全国反谷物法联合会。这个组织在此时已经变得相当软弱,以至于有大量的成员对其失望,转而寻求新的理想。
约瑟夫非常聪明的选择自己的同盟者,并很快与不信国教的新教徒爱德华·迈阿尔取得联系并达成一致。他们将自身的行动解释为在国会内为民众寻求“全面、公正和自由的代表”。由于口号选择得当和爱德华的积极活动,许多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开始向他们靠近并迅速结成一个新的组织。但是,基于凡事有利必有弊的原则,他们在北方工业区没有得到任何可以自豪的回应,反而因为中产阶级和工人代表汇集一堂而演出了较为尴尬的一幕。尤其是洛维特和他的拥护者更是在讨论宪章的会议上表现出毫不让步的顽固姿态,使得会谈完全陷入僵局。使得原本在工人运动外表所覆盖的文雅色彩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