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亡汉兴的历史背景与张楚承秦的必然
秦朝的统一结束了战国时期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但其严刑峻法和过度集权的统治方式未能有效融合原六国地区的政治文化传统。
秦朝试图以单一的郡县制彻底取代分封制，忽视了周朝八百年形成的天下分裂离心力的强大惯性。这种历史惯性与秦朝激进改革之间的张力，最终导致了秦朝的迅速崩溃。
1. 秦朝统一的局限与困境
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通过严密的官僚体系和法律制度实现了对全国的直接控制。
然而，这种控制更多停留在政治和军事层面，未能真正整合六国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原六国贵族势力依然强大，地方离心倾向明显，这使得秦朝的统一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
2. 反秦运动中的"张楚"旗帜
陈胜、吴广起义打出了"张楚"旗号，这一政治符号的选择具有深远意义。田余庆先生指出，"非张楚不能灭秦"，意味着楚国的政治传统和象征意义在反秦斗争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号召力。项羽作为楚国贵族后裔，凭借其身份优势成为反秦联盟的领袖，正是这一历史现象的体现。
3. 承秦立汉的历史必然
与"非张楚不能灭秦"相对应的是"非承秦不能立汉"的历史结论。刘邦在战胜项羽的过程中，不期然地居于当年秦始皇灭六国的地位。客观形势要求居关中的刘邦之楚消灭居关东的项羽之楚，步秦始皇的后尘，再造帝业。这决定了汉朝必须继承秦朝的基本制度框架，同时又需对其进行调整以适应现实需要。

二、刘邦集团的双重身份：从楚将到秦王再到皇帝
刘邦本非楚人，早年生长于魏，后迁居于丰，为吏于沛，虽是楚地豪杰之一，但在楚人中的威望远不及世代楚将的项氏及其他旧楚贵族。与项氏集团相比，刘邦集团的力量弱小得多。
然而刘邦最终却战胜了项羽，建立了汉家帝业。导致这一戏剧性结局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而刘邦得以"承秦"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1. 据秦之地：从楚将到秦王的政治转型
刘邦率先进入关中，接受秦王子婴投降，并与秦人约法三章，赢得了关中民心。项羽分封诸侯时，将刘邦封为汉王，领有巴、蜀、汉中之地。这一安排本意是限制刘邦的发展，却客观上使他获得了当年秦国的核心地区。据秦之地，使刘邦由楚将变为秦王，从而控制了关中形胜之地，获得了类似于当年秦国的地理优势。
2. 用秦之人：政治基础的转变
刘邦进入关中后，大量任用秦地官吏和军事人才，如萧何、张苍等人都曾为秦吏。楚汉战争中，刘邦军队的核心逐渐由原来的沛县子弟转变为关中秦人。
用秦之人，使原以楚人为主的刘邦集团逐渐变为以秦人为主，使汉成为真正的关中政权，获得了稳定的人力资源和政治基础。
3. 承秦之制：政治合法性的构建
刘邦、萧何在进入关中后，并未完全废除秦朝法律制度，而是"与父老约，法三章耳"，随后又"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这种对秦制的选择性继承，既是争取秦人支持的政治策略，也是建立有效统治的必然要求。
承秦之制，特别是根据秦律制定汉律，是刘邦、萧何为争取秦人的支持而在文化上对秦人做出的让步。这些举措使汉朝得以继承秦朝的军国主义体制，从而真正获得了当年秦所拥有的优势。

三、汉初制度的双轨制：皇帝与诸侯王盟主的双重身份
汉朝建立后，刘邦面临着一个根本性难题：如何在保持秦朝中央集权制度优势的同时，安抚具有强烈离心倾向的关东地区？
解决方案是实行郡国并行制——
一方面在关中及战略要地实行郡县制，直接由中央控制；
另一方面在关东地区分封诸侯王，承认一定的地方自治权。
这种制度安排使汉初皇帝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专制皇权的代表，又是诸侯王的盟主。
1. 郡国并行制的政治智慧
郡国并行制度是汉初政治的一大创举，它既不同于秦朝的纯粹郡县制，也不同于周朝的完全分封制，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
在中央直接控制的地区实行郡县制，保证中央政府的财源和兵源；
在关东地区实行分封制，安抚六国旧贵族和地方豪强，减少统治阻力。
这种双轨制体现了汉初统治者对历史现实的深刻理解和灵活应对。
2. 皇帝与诸侯王盟主的双重身份
在郡国并行制下，汉朝皇帝具有双重身份：
一方面是至高无上的皇帝，通过官僚体系直接统治郡县地区；
另一方面是诸侯王的盟主，通过宗法、婚姻、盟约等方式与诸侯王建立联系，维持一种松散的政治联盟。
这种双重身份反映了汉初政治的现实——中央政权尚未强大到能够直接控制全国，必须与地方势力分享部分权力。
3. 双重身份的内在张力
皇帝与诸侯王盟主的双重身份之间存在固有的张力。作为皇帝，刘邦希望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直接统治区域；作为诸侯王盟主，他又必须尊重诸侯王的自治权，维持政治联盟的稳定。这种张力贯穿于汉初政治的全过程，决定了汉初政治的动态发展。

四、从异姓王到同姓王：刘邦的削藩策略
汉朝建立之初，刘邦分封了七位异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拥有广泛的自治权，实际上构成了国中之国。异姓王的存在严重威胁着中央政权的稳定，刘邦在位期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逐步消除这些威胁，强化中央集权。
1. 异姓诸侯王的形成与威胁
汉初异姓诸侯王包括韩信、彭越、英布等人，他们多在楚汉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广泛的地方基础。这些诸侯王控制着汉朝大半疆域，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区仅有关中、巴蜀等十五郡，形成了"弱干强枝"的不利局面。
2. 刘邦削除异姓王的策略
从公元前202年到前195年，刘邦通过各种手段逐步削除了主要异姓诸侯王：以谋反罪名逮捕韩信，贬为淮阴侯；诱捕彭越，将其处死；亲自征讨反叛的英布。在这个过程中，刘邦充分利用了诸侯王之间的矛盾，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避免他们联合反抗中央。
3. "非刘氏不王"的政治原则
在削除异姓王的同时，刘邦大封同姓诸侯王，并与群臣立下"非刘氏不王"的誓约。这一举措旨在通过血缘关系强化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巩固刘氏家族的统治。同姓诸侯王取代异姓诸侯王，表面上保持了分封制的形式，实际上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五、七国之乱与景帝削藩：皇权的最终确立
刘邦分封同姓王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汉初政权，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同姓诸侯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势力日益膨胀，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文帝、景帝时期，中央与诸侯王的矛盾逐渐激化，最终导致了七国之乱的爆发。
1. 诸侯王势力的坐大
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诸侯王国经济迅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一些大国如吴、楚、齐等，实际上已具备与中央抗衡的实力。吴王刘濞利用铜矿资源铸造钱币，利用海水煮盐，积累了大量财富，免收百姓赋税，收买人心，成为诸侯王中的领袖人物。
2. 晁错削藩与七国之乱
汉景帝即位后，御史大夫晁错提出削藩，主张立即削减诸侯王的封地，加强中央集权。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先后削减楚、赵、胶西等国的封地。当削藩的矛头指向吴国时，吴王刘濞联合楚、赵、胶西、济南、淄川、胶东等六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3. 七国之乱的平定与诸侯王权力的削弱
面对七国之乱，汉景帝先是诛杀晁错以安抚诸侯王，发现无效后决心武力镇压。太尉周亚夫率领汉军主力，采取坚守不战、断敌粮道的策略，仅用三个月就平定了叛乱。
七国之乱的失败标志着诸侯王反抗中央的能力被彻底摧毁，汉朝中央政府获得了绝对优势。

六、历史视野下的汉承秦制与周制融合
从大的历史视野观察，汉朝的政治制度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融合过程。
秦朝试图以彻底的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但忽视了历史惯性的强大力量；
汉朝则通过郡国并行制的过渡形式，逐步实现了从分封制向郡县制的平稳过渡。
1. 周制与秦制的辩证融合
汉朝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在于成功融合了周朝的分封制与秦朝的郡县制。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基于历史现实的创造性发展。它既保留了秦朝中央集权的高效行政体系，又吸收了周朝分封制在整合地方、巩固统治方面的合理因素，形成了一种更具弹性和适应性的政治体制。
2. 从双重身份到单一身份的转变
从刘邦到汉景帝，汉朝皇帝的身份经历了从诸侯王盟主向专制皇帝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斗争与妥协。最终，通过平定异姓王和同姓王的叛乱，汉朝皇帝成功摆脱了诸侯王盟主的身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专制君主。
3. 历史离心力与向心力的平衡
汉朝的成功在于它找到了平衡历史离心力与向心力的有效方法。
周朝八百年形成的天下分裂离心力不会因秦朝十几年的统一而消失，汉朝统治者认识到这一点，因而采取了更为灵活务实的政策。通过逐步强化中央集权，同时尊重地方利益，汉朝最终实现了持久的大一统，为中国后世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一种说法是刘邦分封的同姓王实际是旧诸侯的子孙过继过来姓刘的。这也解释了非刘姓不封王能顺利实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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