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格蕾塔·通贝里搭乘帆船横穿大西洋，花了两周时间抵达纽约——她是没用飞机、没用传统轮船，只靠风力到达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的。六年后，她又坐上了满载奶粉、食品、医疗物资的援助船，目标是加沙海岸。这次，她要冲破以色列的封锁，把急需的物品送到受困的巴勒斯坦人手中。
单看这两次行动，本质都类似一个年轻人亲身参与，传递出关注全球议题的强烈信号。但在中国人眼里，却唤起了截然不同的感觉。这背后其实藏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传统更强调“做”胜于“说”。真心关心环保的话，动手种棵树，比横渡大西洋更让人觉得踏实。
很多中国人觉得，帆船横渡那件事，跟环保没直接联系，更多像是一种“宣传行为”；而去加沙送物资救援则不一样，是真真切切做了实事，救助了困境中的人，这种知行合一才值得敬佩。
从欧洲人，或者从格蕾塔自己视角出发，她变了吗？她是从“环保少女”变成了“人权斗士”？还是只是换了主题和场地去做她心里的“应该做的事”？其实没有标准答案，这涉及到欧洲常说的“白左文化”与西方独有的话语体系。
理解格蕾塔的成长，或许能更看清所谓“圣女”形象是怎么被塑造出来的。
1. 一夜成名
时间倒回到2018年8月20日，瑞典少女格蕾塔站在斯德哥尔摩的议会大楼前，一张“为气候罢课”的牌子就是她的全部装备。她每周五都来，坚持了两周，直到一家叫 We Don't Have Time 的社交媒体公司的创始人英格玛·伦乔格拍下她的照片，发到了网上。
很快，欧洲人开始关注这个孤独行动的孩子。她的家庭背景并不普通妈妈是著名歌剧歌手，爸爸是演员。8岁那年，格蕾塔因为看了环境纪录片就忧心忡忡，11岁还一度患上了阿斯伯格综合症、强迫症和选择性缄默症。到了十五岁，她决定采取行动——于是有了罢课。
她的故事很快击中了西方社会的道德需求一群无能为力、面对气候变迁麻木的大人，面前出现了一个纯真的少女为人类未来奔走。这种话题，在主要靠服务业、文化、金融维系的西方国家，特别受欢迎。这里，话语权、叙事和“表演”能力甚至高过行动本身。
格蕾塔的故事在中国却不那么容易被共鸣。大部分人更习惯把环保看作需要实操的工程问题——规划、计算、落实，每一步务实。相比之下，西方“剧场国家”更善于用叙事和舞台表达社会议题。
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表演”并不是说所有参与者都在装腔作势，很多人是发自内心地真诚投入。只是，他们的关注点往往是“如何引发情感共振”，而不是务实地解决问题本身。也正因如此，类似格蕾塔这样的个体，能瞬间成为精神领袖，被媒体、政客争相追捧。
她很快发起了“星期五为未来”运动，号召全球青年罢课。在一年之内，参与国家从39个激增到143个，城市从349个攀升到1572个，还扩展到了亚洲、非洲和拉美。比利时甚至有过三万五千名学生的集体罢课创下纪录。
2. 盛名之下
2018年12月，格蕾塔出席联合国气候大会，成为青年环保领袖。2019年，她又用“零排放帆船”横渡大西洋参加峰会。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帆船不仅昂贵，航行慢，而且如果算上护航、拍摄等船只的碳排放，所谓环保行动其实并不“环保”。但西方社会对这些细节并不在意，因为关注点从不是工程层面，而是“故事性”和情绪共鸣。
这一套叙事，目的就是引发全球关注，而不是实际推动环保进程。很多欧美国家，媒体、大学、甚至企业高管，往往只能做出“富有表演性的行动”，实际产业推动——比如光伏板、风电等——却主要由中国人在干。
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起慷慨激昂的演讲，更看重行动本身——这就是“知行合一”理念。格蕾塔在气候领域的行动，虽声势浩大，终究难以做到知行合一。她曾在峰会上痛斥各国领袖“毁灭人类的未来”，还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时代杂志也将她列为年度人物。
但仔细分析，她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例如全球停止使用燃油车、减少工业生产，未能认识到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工业体系——否则数十亿人会陷入困境。这种单纯的道德激情，反而背离了本想拯救人类的初衷。
这类激情，在简单直接的救援场景下更能体现力量。加沙的饥荒、废墟、疾病，在新闻画面里一目了然，救援物资送进去就是切实的解决方案。
2024年春天，格蕾塔来到拉法口岸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试图带药品进入加沙，结果没获得入境许可——但这是她正式参与加沙援助的开始。相比气候议题，巴勒斯坦人的饥饿和伤病就是现实危机，能做的事也非常清楚把救援送进去。
这一行为就如同种下一棵树，格蕾塔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知行合一。
3. 知行合一的真实价值
但格蕾塔投身加沙救援后，西方媒体对她态度急转直下。有人开始引用普京曾说的“被利用的工具”，也有媒体说她只是左派活动家，跟着热点走。美国《国家评论》甚至批她“环保名人转型去做下一个话题”，因为气候议题丧失了政治吸引力。
undefined
单看这两次行动，本质都类似一个年轻人亲身参与，传递出关注全球议题的强烈信号。但在中国人眼里，却唤起了截然不同的感觉。这背后其实藏着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传统更强调“做”胜于“说”。真心关心环保的话，动手种棵树，比横渡大西洋更让人觉得踏实。
很多中国人觉得，帆船横渡那件事，跟环保没直接联系，更多像是一种“宣传行为”；而去加沙送物资救援则不一样，是真真切切做了实事，救助了困境中的人，这种知行合一才值得敬佩。
从欧洲人，或者从格蕾塔自己视角出发，她变了吗？她是从“环保少女”变成了“人权斗士”？还是只是换了主题和场地去做她心里的“应该做的事”？其实没有标准答案，这涉及到欧洲常说的“白左文化”与西方独有的话语体系。
理解格蕾塔的成长，或许能更看清所谓“圣女”形象是怎么被塑造出来的。
1. 一夜成名
时间倒回到2018年8月20日，瑞典少女格蕾塔站在斯德哥尔摩的议会大楼前，一张“为气候罢课”的牌子就是她的全部装备。她每周五都来，坚持了两周，直到一家叫 We Don't Have Time 的社交媒体公司的创始人英格玛·伦乔格拍下她的照片，发到了网上。
很快，欧洲人开始关注这个孤独行动的孩子。她的家庭背景并不普通妈妈是著名歌剧歌手，爸爸是演员。8岁那年，格蕾塔因为看了环境纪录片就忧心忡忡，11岁还一度患上了阿斯伯格综合症、强迫症和选择性缄默症。到了十五岁，她决定采取行动——于是有了罢课。
她的故事很快击中了西方社会的道德需求一群无能为力、面对气候变迁麻木的大人，面前出现了一个纯真的少女为人类未来奔走。这种话题，在主要靠服务业、文化、金融维系的西方国家，特别受欢迎。这里，话语权、叙事和“表演”能力甚至高过行动本身。
格蕾塔的故事在中国却不那么容易被共鸣。大部分人更习惯把环保看作需要实操的工程问题——规划、计算、落实，每一步务实。相比之下，西方“剧场国家”更善于用叙事和舞台表达社会议题。
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表演”并不是说所有参与者都在装腔作势，很多人是发自内心地真诚投入。只是，他们的关注点往往是“如何引发情感共振”，而不是务实地解决问题本身。也正因如此，类似格蕾塔这样的个体，能瞬间成为精神领袖，被媒体、政客争相追捧。
她很快发起了“星期五为未来”运动，号召全球青年罢课。在一年之内，参与国家从39个激增到143个，城市从349个攀升到1572个，还扩展到了亚洲、非洲和拉美。比利时甚至有过三万五千名学生的集体罢课创下纪录。
2. 盛名之下
2018年12月，格蕾塔出席联合国气候大会，成为青年环保领袖。2019年，她又用“零排放帆船”横渡大西洋参加峰会。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帆船不仅昂贵，航行慢，而且如果算上护航、拍摄等船只的碳排放，所谓环保行动其实并不“环保”。但西方社会对这些细节并不在意，因为关注点从不是工程层面，而是“故事性”和情绪共鸣。
这一套叙事，目的就是引发全球关注，而不是实际推动环保进程。很多欧美国家，媒体、大学、甚至企业高管，往往只能做出“富有表演性的行动”，实际产业推动——比如光伏板、风电等——却主要由中国人在干。
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起慷慨激昂的演讲，更看重行动本身——这就是“知行合一”理念。格蕾塔在气候领域的行动，虽声势浩大，终究难以做到知行合一。她曾在峰会上痛斥各国领袖“毁灭人类的未来”，还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时代杂志也将她列为年度人物。
但仔细分析，她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例如全球停止使用燃油车、减少工业生产，未能认识到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工业体系——否则数十亿人会陷入困境。这种单纯的道德激情，反而背离了本想拯救人类的初衷。
这类激情，在简单直接的救援场景下更能体现力量。加沙的饥荒、废墟、疾病，在新闻画面里一目了然，救援物资送进去就是切实的解决方案。
2024年春天，格蕾塔来到拉法口岸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试图带药品进入加沙，结果没获得入境许可——但这是她正式参与加沙援助的开始。相比气候议题，巴勒斯坦人的饥饿和伤病就是现实危机，能做的事也非常清楚把救援送进去。
这一行为就如同种下一棵树，格蕾塔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知行合一。
3. 知行合一的真实价值
但格蕾塔投身加沙救援后，西方媒体对她态度急转直下。有人开始引用普京曾说的“被利用的工具”，也有媒体说她只是左派活动家，跟着热点走。美国《国家评论》甚至批她“环保名人转型去做下一个话题”，因为气候议题丧失了政治吸引力。
undefin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