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冷战时期，苏联内部确实存在多层次、不同派别、不同阶段的对美争霸结果预判，这些预判既反映了苏联高层的战略思维，也折射出体制的信心与焦虑。可以从三个阶段来分析苏联对美苏争霸结局的内部预测与心理演变。
一、1940年代末—1960年代初：
主流预测——“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在斯大林及赫鲁晓夫早期阶段，苏联的官方和学术界普遍坚信：
历史发展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资本主义 → 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
美国的资本主义注定会因为内部矛盾（阶级对立、经济危机）而崩溃；
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能在长期竞争中获得优势；
“时间站在社会主义一边”。
具体表现：
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军事科学院等机构的预测报告常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即将陷入总危机”为主题；
核武器的突破与太空成就（如卫星、加加林上天）进一步强化了“我们正在超越美国”的信念；
赫鲁晓夫甚至公开宣称：“我们将把资本主义埋葬。”
内部信心指数非常高。但这时期的预测多数是意识形态化的，不依赖经济数据或技术分析，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终极趋势”推演出来的。
二、1960年代末—1970年代中期：
分化时期——“长期共存”与“战略均势”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内部开始出现两种对争霸结果的不同预期：
（1）保守派的乐观预测
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胜利；
认为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国内动荡（民权运动、通胀），而苏联通过华约体系和核力量形成“稳定压制”；
相信只要维持军备和盟友体系，资本主义必然在长期被削弱。
（2）务实派的现实预测
来自部分经济学家、科学家、军方智囊（如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国防工业部系统）；
他们开始注意到苏联在技术创新、消费品生产、生产效率等方面的落后；
认为美苏争霸将进入“长期均势”，苏联未必能彻底“赢”，但也不会“输”；
出现“和平共处”概念：用有限竞争换取可持续发展。
这一阶段的官方宣传仍高调，但内部学界开始忧虑。
一些经济预测报告（虽保密）指出：如果不改革计划体制，到198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将显著放缓。
三、1970年代末—1980年代中后期：
危机意识阶段——“我们可能输”
进入勃列日涅夫晚期及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初期，苏联高层内部对争霸结局的预测已转为悲观或焦虑。
（1）KGB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内部分析
通过对美苏科技、经济、军费占GDP比重的对比，得出苏联的可持续性极低；
KGB报告指出：“美国拥有比我们强十倍的技术更新机制与资本市场。”
国防工业消耗巨大资源，拖垮了民用经济。
（2）部分战略家提出“持久竞争将导致体制性失败”
如安德罗波夫时期的智囊组指出：苏联无法同时维持全球扩张与国内消费；
有人甚至提出：“若不进行结构性改革，未来的战略竞争将以我们失败告终。”
（3）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官方预测
政策研究机构（如IMEMO，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已明确警告：
“美国的科技革命（信息化、微电子、计算机）将使竞争失衡。”
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内部讲话中承认：“冷战不是我们能赢的游戏。”
四、总体结论：苏联的预测演变是从“必胜”→“均势”→“可能失败”的心理轨迹
时期 / 主导判断 / 依据 / 特点
1945–1960 / 社会主义必胜 /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核威慑、自信 / 意识形态主导
1960–1975 / 长期共存、均势 / 军事均衡、地缘政治稳定 / 理论与现实并存
1975–1991 / 潜在失败、体制危机 / 技术差距、经济停滞、财政负担 / 内部悲观、外部虚张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