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我的堂哥”的帖子和评论。我想起了父亲。随笔写下了这么一篇文字。
一个在武汉打拼三十年、屡败屡战的普通父亲。
我在武汉长大。童年住在不到二十平方米的五金店里，楼下卖货，楼上隔了一层，一家三口就挤在那层板上睡觉。父亲白天做水电，晚上赶活儿，靠一身手艺把日子一点点往前推。后来，我们有了一室一厅，门面也扩了，他从水电工干成了装修小包工头。那时我上高中，他攒下的钱让他第一次按捺不住：看中一种叫“粉墙机”的设备，便在白沙洲烽火大市场租铺做起工地设备买卖。第一次创业，败了；更不顺的是，他遭遇车祸，钢筋贯穿身体，在医院抢救三天才活过来。出院后他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至今记得他说这句话时的笃定。
身体一好，他又出发。第二次创业做瓷砖加工，拜了师父，跟着学、跟着干，场子越做越大。等我上大学，他决定单干：三年里，厂房从五百平方米滚到两千平方米。眼看着日子有了模样，疫情来了，土木行业元气大伤，他的厂也撑不过去。武汉打拼三十年的积累清零，连留给我结婚的房子也没了。那之后，亲戚间的称呼变了“钱总”成了“小钱”。我也从被人“关注讨好”的小孩，变成了大人们“说教”的对象。刚开始我还想护着自尊，后来被问起工资、婚事，我学会笑笑：“三千工资，没对象。”这句自嘲像是社交场的通行证，大家听了也就满意了。
2022年，父亲仍不服。他回老家承包了七百亩地，种田、养鸭、养小龙虾。算账到现在还是亏的。每次回家陪他喝酒，我都会问：“外面还欠多少？”他总是先闷一口酒，然后说：“先把你欠的还了，我的事你别管。”接着又认真规划：“今年肯定能赚一百万。”我想劝他别太累，但我知道他听不进去。对他来说，继续折腾不是逞强，是一种不让自己沉下去的方式。
这些年我越来越清楚：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你家过得好。父亲从瓷砖加工起步时，有人断言他干不好；他做出规模时，又有人提醒“钱总能行，但别扩张”；到后来撑不住了，议论也随之而来。回乡种田，更是没人看好。有人把这叫“好高骛远”，而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不服输的求生—他相信再试一次也许就能翻过一座坎，这种相信，支撑他从二十平方米的阁楼一路走到今天。
父亲常常沉默。他不谈苦，也不怕别人讨论，但是他没有了以前的意气风发，只敢在酒桌上对我许下一个个朴素的目标。作为儿子，我从反驳、解释，到慢慢学会接住他的沉默：他若想再试一次，我就把能扛的那一半替他扛着；他若想停下来，我也愿意陪他在田埂上看看夕阳。成败会被时间归档，但不服输会在一个人的骨头里留下形状。写下这些，不是为了为父亲的每一次选择辩护，而是为了记住他走过的路：从城市到乡野，从伤病到复起，从被叫“钱总”到被唤“小钱”。在起落之间，他把“活着要体面”这件事，努力到了尽头。愿他平安，愿我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