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虫欲饮冰
清朝末年，清廷面对国内汹涌民意和此起彼伏的起义，以及国外虎视眈眈的列强，也曾想要奋起抗争，实现富国强兵，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洋务运动，还对军队进行了种种改革。清廷十分清楚的知道八旗子弟们已经不中用了，腐朽的烂泥扶不上墙，为此除了借助地方势力，组建地方团练，还花大力气组建了一支支新军，为其配备先进武器和优厚待遇，请来的教官很多都还有留洋经历，或者干脆就是外国人。
按照清廷自己的设想，这些组建的新军拿着自己发的粮饷，就会心甘情愿的为自己卖命，不管是抗击列强，还是对内镇压百姓，都会十分好用，毕竟自己掏银子了。
但后来发生的事，让大家都知道了，清廷花大价钱组建的新军，很快就成了清王朝的送葬人，大批新军很快就完成了思想革命，积极参加同盟会、兴中会，甚至是进步帮派，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军，调转枪头造起了反。
著名的武昌起义，就是在新军们的支持下才取得了成功，而即使是那些没有公开革命的北洋系新军当中，也有着大批革命党人或是革命同情者，以至于袁世凯受命镇压革命时，很大一方面就是考虑到了自己手中新军当中的革命倾向，才最终选择了和革命军合作，力劝清廷退位。
那么为何会如此？为什么清廷花大力气大价钱所培养的新军那么轻易的就去支持革命了？怎么就那么容易就成了革命党？
这一问题的答案很复杂，有各种因素在影响，但其中革命党人的宣传攻势一定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可以说就是革命党人在宣传方面的成功，最终促使了新军快速革命化。而说起来革命党人的宣传攻势，其实很简单，并不是多难，他们常常只要把两本书交给新军当中的文化人看（由于待遇良好，新军当时有很多秀才或是科考不得志的文人加入），或是照着书中的内容，对不识字的士兵们宣讲宣讲，就能很快收获一大堆的“粉丝”，革命党人的这两本神奇的宣传神书，其实并不是革命书籍，而是两本沾满了明末清初汉人血泪的纪实文字，一本是《嘉定屠城记》，另一本是《扬州十日记》。
这两本书都是明末时，清军入关后，对扬州和嘉定屠城时留下的真实血泪记录，其中记录的史实十分的真实，可以说是字字血泪，清楚记录了清军犯下的种种兽行和汉人遭遇的苦难。
“扬州十日”是公元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发生在清军攻破扬州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当时由于史可法对清军的殊死抵抗，为了报复扬州的抵抗者，清军在夏历（农历）四月二十五日攻占扬州后，在扬州城内进行了十天的大屠杀。当时的亲历者王秀楚后来活了下来，写下了这本《扬州十日记》，其是屠杀淮南江北人口的罪恶见证，它永远地将野蛮和罪恶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嘉定屠城记》成书于清朝初年，作者朱子素是一位富有气节的学者文人，抗清斗争爆发时，朱子素所居东城为义兵和清军激战之地，又是清军屠城最残酷之所，朱子素目睹清军暴行，将满腔悲愤倾注于书中。
因此这两本书清楚记录了清朝的丑恶，所以在当时也是清廷的禁书，但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这些书籍和一些记录革命反清思想的书籍被大量印刷出来，流入军队和民间当中发酵，使得民族主义情绪和反清斗争高涨。
在网上随便搜一下就能看到不少大佬受过这两本书影响，走上反清的道路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书籍的影响，尤其是《嘉定屠城记》和《扬州十日记》这两本，当时大量反清义士就是在这两本书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反清的道路，他们之中有着众多后来大名鼎鼎的大人物，其中就包括后来的民国大佬——冯玉祥。而且冯玉祥在自己的个人自传《我的生活》当中，明确写了自己正是在阅读过这两本血泪之书以后，走上了革命军人的道路，下面文字节选自《我的生活》：
有一天工兵营排长孙谏声到房里来，我正在看曾文正公家书，他就很不高兴地说：“你还想当忠臣孝子吗？我说：“当忠臣孝子难道不好不成？他说：“当孝子，我不反对；当忠臣我可不赞成！”又说，等一会儿，我拿两本书给你看看，你就知道我的话不错了。他把两本书拿来，一本是《嘉定屠城记》，一本是《扬州十日记》。记得他给我这两本书的时候，神色上很有些不寻常，他向四周巡视了一会儿，才从腰里掏出书来。送给了我以后，很郑重地和我说：“没人的时候，你再拿出来看，千万不要叫别人看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关于满清种族上的怨仇，以前我虽然知些，但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满清入关的时候，虐杀汉人的种种事实，我是丝毫都不知是的。等我看完这两本血泪写成的书，我出了一身冷汗。闭起眼来，看见靼子们残酷狰狞的面目，听见数百万鸡犬不如的汉人的惨号，不由我咬牙切齿，誓志要报仇雪恨，恢复种族的自由——《我的生活》冯玉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