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广播“终战诏书”的那一刻，很多中国人都以为噩梦终于醒来。
可是对那些在侵略者身旁递过茶水、按过扳机、签过字的中国面孔来说，真正的梦魇才刚开始。胜利的礼炮声尚未散去，国民政府就颁布《惩治汉奸条例》，各地随即成立“特别法庭”。
纸张、钢笔、印章、卷宗——任何能留下痕迹的东西，都要把八年时间重新梳一遍：谁给日军缴粮、谁给宪兵带路、谁把同胞押上刑场，一项一项抄录在案。枪响三年，归档七十年，背叛的流水账终于被写成厚厚几册。
第一批登上审判席的是汪伪政权的台面人物。南京朝天宫旧贡院改成临时大法庭，万人围观梅思平受审。
公诉人列出二十三条罪证：为日军募伕、征马、拨铁轨、截取公款……连具体吨数都盖了章。梅思平辩称只是“奉命行政”，法官翻开卷宗亮给他看——白纸黑字正是他的亲笔与私章。
1946年9月14日清晨，老虎桥监狱枪声脆响，棺盖来不及合紧，公证员就在弹孔边摁下指模。
同年六月，苏州北寺塔下也传出一阵枪声。倒下的人叫陈公博，汪精卫的“行政院长”。他曾想找旧同学斡旋留命，被拒后在遗书里称“自知罪大执行前，他还向狱警重复一句话：“我若能早知今日……”子弹打断了后半句。八月，褚民谊——那个主持“清乡”扫荡、把成百上千青年投入石灰窑的警总头子——被押往刑场行刑前，狱方把他吃饭用的长衫归还家属，血迹渗透的那一刻，所有人沉默无语，连抬棺人都避开视线。
三年来，全国特别法庭共提起公诉三千余件，判刑一千六百余人，其中两百多人被执行枪决。
无论做过多大官、收过多少银元，只要白底红章能对上名字，就要面对弹雨。审判采用公开旁听制度，判决书张贴在城门和报纸上，群众抬着竹梯去看，唾沫和石子砸得公告板啪啪直响。
并非所有人都被送上刑场，部分低级协从者因“情节较轻”改判监禁或劳改，那些漏网之鱼的故事却更加灰暗。程克刚曾是伪警总股长，战后自首判了五年。
1950年刑满返乡，刚迈进胡同口，就看见自家木门被人糊满白纸：卖国贼回来了。此后十几年，他搬过三次家、换过两个名字，无论走到哪，都有人戳着脊梁骨小声骂一句“狗汉奸”，他从不敢抬头。
胡兰畦在汪伪新闻署做过编译，靠朋友打点逃过起诉，之后在上海文工团跑龙套。剧场台口贴人名顺序，他永远排在最后，领盒饭也得等所有人吃完。生病无人探视，死在偏房时尸体已经发臭。报纸登讣告只写了四个字：某男溘逝，年龄不详。更难堪的是家属。褚民谊的儿子求职时在履历表上如实填写父亲姓名，被用人单位当场拒绝；他改姓数次，每到填表就僵在格子前，手心出汗半天写不下去。上世纪六十年代，褚家孙女考进沪上一所名牌大学，入学政审被查出“祖父历史问题”，两周后接到退学通知。班主任私下说：“你爷爷枪毙那天我还在看人墙，报纸都还留着呢。”女孩抱着行李离校，此后一辈子没再提起那座校园。1951年全国镇反，公安部门把战后未结的卷宗重新拉出来核查。“补刀名单”里有一百多名漏网汉奸，判词只有一句：原案事实清楚，依法执行死刑。与他们同时被捕的，还有若干“遗孀”“遗子”。法律没有追究血缘，但政治档案写得明白：某甲，汉奸死刑犯之子，列为重点审查对象三年。户籍红线一旦画下，升学、参军、提干无不层层卡控。档案密封不等于销毁，只要有人调卷，尘封的罪名随时能翻出来拍在后代脸上。
有人问过档案馆老馆员：这些都过去七八十年了，为什么还不销毁？老人摇头：这是国家记忆，谁都没资格送进碎纸机。于是你能看到这样一条漫长的因果链：枪决只是开始，监禁只是过程，社会唾弃与档案记录才是终身枷锁。
有人感叹这些人“活得比死更久的惩罚”。确实，刑场上的一声枪响只解决了个体，社会记忆才是漫长的审判。背叛者最想抹去的，是他同胞的眼神；可那层目光往往穿透姓氏和时代，落在子孙粘贴户口纸的指尖，让他们汗毛倒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