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中区精神卫生中心第四人民医院PICU
作为亲历者所看到这个医院的治疗乱象，渝中区精神卫生中心，作为一家市中心的医院，为什么只是专科二级而没有更权威的认证呢？我刚开始作为病人被收治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现在还能看到这样的“治疗方式”。一时间我觉得自己似乎在集中营而非2025年的正规医院。具体情况我无法全面讲述，但我能把自己所记下最真实的感受告诉你们。
首先，第一晚，我在惊恐障碍的状态下被带入了医院，穿着睡衣，只带了手机和之前在另一家三甲医院的病历，见到穿白大褂的医生的一刹那，我总感觉有什么不对，主要是他的面容隐在口罩下，露出一双属于年轻人的，看起来略带冷漠的眼睛。在病历上交给医生后，我的手机也被收缴了，我心里有种迷路的恐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进一步验证了我的猜想，这位年轻医生面对哭泣加身体发抖的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拿出束缚带。没有多余的问话，没有查看病历，甚至连我包里已有的药品都没看上一眼，我就被像不听话的宠物一样，栓在了床旁，然后这位医生仁慈地对我说：“这次就不绑脚了，你自己冷静一下。”就算是发着病我也知道要么是他搞错了什么要么是我搞对了什么——这家医院第一件事就违法了。在精神卫生法里第五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何况我没对任何人作出攻击性行为。我当时一阵迷惘，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我自己精神的错乱，这一切看起来像是对待罪犯而非病人。不过当时我的大脑CPU已经运转不了这么多清晰的指令了，我一边情绪崩溃一边观察周围，这件病房有三张床，本来为了良好采光的落地窗不知道为什么全贴上了雾面的贴纸，里侧更是贴心的焊好了与牢房相差无几的铁栅栏，从头到尾封得严严实实。再看床单上印着的红字：老年精神治疗中心，然而科室的名字：PICU,指的是儿童重症监护室。说到这里，大家想必已经明白这个科室到底是怎么东拼西凑的，而这些医生护士也不知前身是什么，竟然这么精准的触动到法律底线而毫无知觉。
不过算起来，这也只是开胃小菜。别惊讶，后面的事情更离谱。
第二天，我短暂获得了自由。护工端来饭菜，护士解开了绳子，我则是像一台死机的电脑一样麻木吃了几口饭菜。非常难吃，清淡，带一股不知哪里来的腥味。我只吃了看上去干净的鸡蛋。其他东西就算我变成智障都不会碰。然后，爸爸来了，我估计得是警察查了我的家谱。我一看到他就情绪失控了，一股愤怒带着委屈让我恐慌发作，我一边对着医生下跪，一边回避我爸爸的视线，我爸爸被我的情况吓住了，医生见状把他带了出去，我则继续又哭又下跪，这里不管医生还是护士还是病人都被我磕了几个头。这个丢人的发病症状如果不是要写这篇文章我是永远不想提及的。爸爸被他们带出去不知道说了什么，他们告诉我爸爸妈妈会一起来看我。我当时谁来看都只会又哭又下跪。不过按理来说，正常医生应该开始看病历给药或者给我注射镇静剂了吧，哈哈，没有的事。一晚上加一个上午，我不仅药影子没看到，医生也只见过寥寥几回。等我的发作期一过，我就发现我又被绑起来了。不仅绑手，还绑了脚。我当时只觉得自己是误入什么不合法的医疗机构了，于是我大声呼唤医生，去够床头的呼叫铃。最奇怪的事就是，这个床头呼叫铃，传出的音乐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是很像二战日本投降的那一段音乐。我一下觉得自己这待遇再差也是东条英机的级别。然后，又一个护工来了，他不耐烦地警告我再挣扎绑得更久，我说：“我想上厕所！”他说：“你这样只会绑得更久。”我一下崩溃了，大喊：“我要上厕所！”他关上门就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四条：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第三十条：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我当时还没有手机，没法把这几条法律法规指给哪位冷酷的护工小哥看，而且当时我感觉自己要尿床了，我用脚上的铁环铁扣不停叮叮当当撞铁床。这位小哥皱着眉头过来，我只好声泪俱下求他让我上厕所。他眉头皱了一皱，说：“你要保证解开束缚后不能哭闹，能不能做到。” “我就上个厕所就行......”然后，他继续重复“你要保证不能哭闹。”我泪眼朦脓里，看到他的黑色身影站在门口，有种非人的恐怖气质在他身上迸发，我一下搞懂了他的逻辑：不要说他认知以外的要求。我立刻点头说：“好，我保证。”他过来放开了束缚带，嘴里还在重复：“不要哭闹。”我一边瑟瑟发抖，一边进了厕所。终于，那种焦急和烧心的焦虑消除了一部分，我从厕所出来，乖乖递上手腕，继续绑。他观察了一下保持沉默只发抖的我，满意的关门走了。我一个人在黑暗里，开始思考二战时东条英机的杀人动机。简单绑了一晚上。我安分了很多，父母如约而至，我情绪在看到他们的时候又崩溃了，我不知道是意识到了还是没意识到，我一边哭一边跪，嘴里一边喊你们回去吧，一边对着其他人下跪，我的父母估计在那一刻觉得我的病情无法沟通了，而我已经在心里和精神上认同了自己战犯的身份，以为认错就能得到原谅。原谅我作为长达四年精神疾病患者的离谱思路。我当时只觉得自己是个罪该万死的战犯，要和这些病人一起死在毒气室里。于是我的父母同意我留在这里继续治疗。而我的噩梦也缓缓拉开序幕。
第三天，我的情绪在饥饿和虚弱的压制下逐渐复原，我不停劝说其他病人和我一起出去，他们要么一脸懵懂要么紧张又局促，我只好以二战做例子，告诉他们出去就好。当然我是想当然。因为不仅他们没办法，我也出不去，只要靠近门口就会被值班室里的医生/护士喝止，我把能说的脏话说了个遍，看着我对保安和护工破口大骂，在场的病人居然都愉快笑了起来。这大概是我为这些病人做的唯一贡献？当然，我晚上又被绑了起来，不过我的脑子在骂完人后清醒了一点，我不再挣扎，开始顺从他们的规则。我的另一个故事版本——肖申克的救赎启动了。我开始思考和研究这些医生护士的行为规律和动机：他们只要求一件事，也只会做一件事：那就是压制，病人要求打电话，绑起来，病人哭，绑起来，病人晕倒，绑起来......这种治疗方式我怕希特勒都不能实践到位。总之，安静，不多提要求，这就是唯一解答。回到正常的法治世界，我写几点对比一下正常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四十条：精神障碍患者在医疗机构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或者危害他人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没有其他可替代措施的情况下，可以实施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应当遵循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并在实施后告知患者的监护人。禁止利用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惩罚精神障碍患者。当然，我在只会哭和跪的时候被绑起来应该违法了，我只骂人也被绑起来也属于违法。
第四天，我被绑三天后，在这三天里，我既没有拿到洗漱用品也没有拿到什么卫生用品，我的喉咙已经因为多天不漱口发炎出血了。终于重获自由，我非常珍惜自己的自由，开始了自救第一步，我非常温和又热情的叫那个人机护工哥哥，问他能不能给我手机。答案是不能，我强调了一下人权，我感觉坐着的护士都短暂地思考了一下，然后，他们拒绝了。并且告诉我太晚了，要医生允许才能在上午和下午的时候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四十六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尊重住院精神障碍患者的通讯和会见探访者等权利。除在急性发病期或者为了避免妨碍治疗可以暂时性限制外，不得限制探访者的通讯和会见探访者等权利。最终我的手机没有还到我手上，但是在我的积极表现和热情询问下，我获得给父母打电话的权利。当然，用座机，我始终没碰到任何人的手机。于是我在第五天上午迎来了第一个改变我三观的电话。“妈，”我温和又轻柔地称呼她，护士在一旁注视着我，“我想你了”我说出了前半辈子从来没说过的话，“我不想呆在这里，你来接我出院好不好？”我紧张的不行，但我妈给我迎头痛击：“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前两天才来看你，你不好好配合医生治疗”“我温和地打断她，这里的医生不好，只会绑人，我被活生生绑了一晚上......”“还不是你不听话，这几天我在上班没空”“爸爸呢？”我在愤怒之余保持了一点理智，“他也上班，没空，我们不赚钱谁给你拿钱治病？”我绝望地问道“叫个亲戚来接我总行吧，我不适合这家医院，我感觉很不好”“怎么好意思去麻烦亲戚呢，上次都是她在照顾你。”我的大脑和电话的忙音一起被归零了，我在绝望又绝望之下发现不管现实有多残酷父母都能替你找到更残酷的处境。“我求你了，我想转院，转院可以吧，这个理由没道理拒绝啊......”最后这通电话让我认真思考了一晚上发现事实：取信这里的医生是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最关键的沟通对象既不是这里的护工也不是医生，而是那个从小看着你长大的人，父母。让他们越过自己的偏见和认知障碍，相信他们犯病的女儿的话，伸出手救救这个在绝境里哭泣的，自己养大的孩子。于是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到，我必须在护工的看护下，让我那从不认真听我讲话的父母相信，自己所在的医院并不是可靠的机构。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抱着兔子玩偶不停流泪，自己没有铁勺子，却面临着方方正正的铜墙铁壁，我不停重复着“mercy”这个单词，就好像真会有哪个士兵听懂我的哀求放我一马。噩梦重回我的脑海，另外两个病人已经熟睡。第六天，我开始微笑，露出那种温和又无害的微笑，你要问为什么，我只能告诉你，我的病症被我的恐惧压住了，逃出去不仅是信念，还是我的复仇之初——我要教会我的父母，什么才是最严重的疾病：他们给我的家庭教育。哪怕我知道这个过程十分痛苦，知道要控制自己的恐惧最是痛苦，我也必须做到。睡在我旁边的病人已在这里一月有余。
我开始变得委婉和温和，我跟父母撒娇，说我想吃苹果，但医生不给，这下轮到她惊讶了，“我给医生钱让她帮你买水果了呀，”我意识到医生不仅控制我，也在欺骗我的父母，但我不能明说，只好说“真的吗，我昨天都跟他们说要苹果的......还有，姐姐”我当着妈妈的面喊护士“能不能给我牙刷牙膏呀，”这真是这辈子我用过的最甜腻的语气，“啊，他们没给你吗”护士一脸懵，“对呀”我把无辜的表情摆在脸上，“哦，我等会就给你”护士慌忙说，“没给牙刷？”我的妈妈终于觉得不妥了，“我们可是一开始就给钱了呀......”这时我知道我的父母不仅会随便托付他们可怜的女儿，还会上当受骗，估计要把钱和女儿一起被骗个干净。我不知道是绝望还是嘲讽，笑出声来“哈哈，没给呀，护士姐姐”，护士也错愕点头，估计没想到我这么容易就cue到她。“我叫护工等会给你买”她说。“好呀”我只表现得礼貌又温和，心里暗想：这件事情绝对没完。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五十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就下列事项对本行政区域内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
（1）相关人员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本法条件
（2）诊疗行为是否符合本法以及诊断标准，治疗规范的规定
（3）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程序是否符合本法规定
（4）是否依法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前款规定的检查，应当听取精神障碍患者及其监护人的意见；发现存在违反本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制止或者责令改正，并依法作出处理。
第七天，我继续在电话里撒娇，这里饭菜不好吃，碗上有油渍，洗都没洗干净，我一边平静地说着，一边看护工的脸色，“苹果还没买给你吗？”我想我的好妈妈意识到不对了，我趁热打铁，“我已经提三天了呢，”这个医院到底怎么样啊，我上次去的卫生中心可是三甲呢，我的病一点没见效，”我还是用撒娇的语气说，“我想吃好吃的。”我点到为止，那些噩梦和惊恐，我只字不提，我知道这些护工到底在衡量什么，他们想要做个正常人出来，不管什么方式，我只能让他们知道我有多正常。我跟妈妈说完话看到护工没看我，我又问：“可以跟爸爸说话吗？”我的笑容我不知道到底看起来怎么样，反正，那真是我的极限了。我的要求被允许了：不过现在看来我并不该对爸爸报什么期待。“爸爸，”我听到那边的声音“我想你了，惯用的开头，我想给你用手机打电话都不行，”我尽可能温和“我想跟朋友说话都不允许，我一个人好无聊啊”“没事，我听你妈妈说了，我国庆就来接你出去，不过你自己要好好表现，人家医生不允许你玩手机玩电脑是对的，你就是手机电脑玩多了才生病的。你自己坚持两天，国庆我们就放假了到时候我上来看你。”我撑着好一会没崩的表情一下垮了，我破防了，手机电脑玩多了？“我妈妈没给你说吗？”我用尽全身力气问道，“说了我才打电话来的，你自己好好表现”“我什么都没做被绑了一晚上......”我受不了了，压低声音打断他“就是你不听话才绑你的，你自己好好表现......”“好好表现？我都好好表现了要医生干什么？医生没治好我来表现好？”我的语气转急，“你看，你就是这样一点事就着急，这样就不好，你要听医生的话，配合医生”我感觉自己的伤口被他说的几个就是狠狠划开，我甚至觉得自己就是面前有悬崖也会毫不犹豫结果自己，不是想死，是被自己的家人背刺得鲜血淋漓，痛到不愿再回头。我的愤怒终于在该来的时候来了。“你想我怎么样？”他说：“咱们心平气和好好打点，把这件事办的漂漂亮亮......”“是不是我生病是个漂亮事？就跟你赌博一样也是个漂亮事？”我厉声质问，他在多年前赌博输了上百万，从那后我们家就变得拮据，再没在吃饭的时候有过笑声，我一直出于怜悯没有在他面前提起过，但现在就算我们拿着刀互刺我也觉得理所当然。“你这什么语气......”他似乎不知道怎么回了，我用尽力气保持冷静，冷漠地告诉他：“你要不说了我还想跟妈妈说话”他局促答应了，我放下电话回到病房，旁边的病人开始热火朝天地聊天，走廊里的声音一直传到房里，我看见这些病人走到护士站领了烟，而头上禁止吸烟保持安静的牌子一直亮着。我神思恍惚，为什么其中有病人还有手机？是因为......我探出头看了看，发烟的是个男医生。我意识到我之所以没有这些可能是——钱没给够，或者我，我们一家软弱可欺。
第八天，终于我想今天该来接我了，我兴奋地等到九点半，我觉得今天，我终于可以离开了，这几天我一直没睡好，噩梦和鬼魂像是在彼岸轻声召唤我，我觉得自己或者如同被抽离了意志的活死人，痛苦和愤怒如同火焰灼烧我的咽喉和食道，饥饿竟然一点没能侵扰到我，只有一种疼痛在我的天灵盖蔓延，我已经想好自己该怎么死，我要坐着船在看不见边际的湖面静静飘荡，然后吃足够的镇静药，再割断腿动脉，再割腕，这应当是最舒适的死法之一。只要我自由了，我就能离开我那如坟墓一样的家庭，我就能自己拿回对自己生命的处置权，我意识到活着就必须面对这些处境，人最该在意的不是其他任何事情，只在意自由就够了。人长大了，就能拿到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其他什么，是自己对自己的解释权。不必听任何其他人解释，不必理会任何事情，你能听见自己说，该死，这些都该死。但是失望总能让我学会跪下求饶，我的主治医生说：“国庆财务放假了，没法办出院手续，要再等两天”我已经学会冷静，我当着我爸爸，给电话里的妈妈说：“这个医院真的好差，是个专科医院，还要等两天，我不想等了”“没办法啊妹妹，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主治医生讪笑，“那你们财务怎么不上班呢”我也平静接话，事实上，我，感觉到自己的人格仿佛在解离又重塑，我仿佛喉咙里含着刀片在给我面前的客人跳舞致谢。“好吧，还有两天”
我怔怔看着电视里的阅兵仪式，想着，为什么枪头有刀，那么亮？现在应该用不上刀了吧，难道只是表演性质？或者什么处境需要自裁？然后看到其他漂亮又炫目的工程，数千万计的反光板用以收集太阳能，那些光看起来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我非常肯定，自己和其他人不在同一个世界。
之后这两天我不想赘述，因为失眠和头痛一直伴随着我，而我无法表现愤怒。如同在拿着刀一刀刀把自己剖开又合上，我甚至吃到红烧肉觉得好吃会笑出来 ，我肯定不是我在笑，是我的鬼魂在我背后微笑，我意识到，人哪能期待其他人伸手指路，能接住自己的痛苦的，只有自己。
总之，我如愿等到我父亲在两天后过来接我，这次终于如愿了，尽管手续办了很久。让我告诉你最痛快的事情是什么，是我出院当天就吃到自己之前的药了，是我在街上对我爸大喊：“滚！”，路人皆侧目，我亦痛快。
之后，我把遭遇和证据用最快的速度上报给了纪委。然后吃了加量的安眠药，可惜病情加重了，我没能睡好。不过为了那个病房里还被绑着的病人，为了那几个呆了一个多月的病人，我还是忍着痛复述一遍自己的经历，希望有人看到，希望看到的人能给一点帮助。
作为亲历者所看到这个医院的治疗乱象，渝中区精神卫生中心，作为一家市中心的医院，为什么只是专科二级而没有更权威的认证呢？我刚开始作为病人被收治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现在还能看到这样的“治疗方式”。一时间我觉得自己似乎在集中营而非2025年的正规医院。具体情况我无法全面讲述，但我能把自己所记下最真实的感受告诉你们。
首先，第一晚，我在惊恐障碍的状态下被带入了医院，穿着睡衣，只带了手机和之前在另一家三甲医院的病历，见到穿白大褂的医生的一刹那，我总感觉有什么不对，主要是他的面容隐在口罩下，露出一双属于年轻人的，看起来略带冷漠的眼睛。在病历上交给医生后，我的手机也被收缴了，我心里有种迷路的恐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进一步验证了我的猜想，这位年轻医生面对哭泣加身体发抖的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拿出束缚带。没有多余的问话，没有查看病历，甚至连我包里已有的药品都没看上一眼，我就被像不听话的宠物一样，栓在了床旁，然后这位医生仁慈地对我说：“这次就不绑脚了，你自己冷静一下。”就算是发着病我也知道要么是他搞错了什么要么是我搞对了什么——这家医院第一件事就违法了。在精神卫生法里第五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何况我没对任何人作出攻击性行为。我当时一阵迷惘，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我自己精神的错乱，这一切看起来像是对待罪犯而非病人。不过当时我的大脑CPU已经运转不了这么多清晰的指令了，我一边情绪崩溃一边观察周围，这件病房有三张床，本来为了良好采光的落地窗不知道为什么全贴上了雾面的贴纸，里侧更是贴心的焊好了与牢房相差无几的铁栅栏，从头到尾封得严严实实。再看床单上印着的红字：老年精神治疗中心，然而科室的名字：PICU,指的是儿童重症监护室。说到这里，大家想必已经明白这个科室到底是怎么东拼西凑的，而这些医生护士也不知前身是什么，竟然这么精准的触动到法律底线而毫无知觉。
不过算起来，这也只是开胃小菜。别惊讶，后面的事情更离谱。
第二天，我短暂获得了自由。护工端来饭菜，护士解开了绳子，我则是像一台死机的电脑一样麻木吃了几口饭菜。非常难吃，清淡，带一股不知哪里来的腥味。我只吃了看上去干净的鸡蛋。其他东西就算我变成智障都不会碰。然后，爸爸来了，我估计得是警察查了我的家谱。我一看到他就情绪失控了，一股愤怒带着委屈让我恐慌发作，我一边对着医生下跪，一边回避我爸爸的视线，我爸爸被我的情况吓住了，医生见状把他带了出去，我则继续又哭又下跪，这里不管医生还是护士还是病人都被我磕了几个头。这个丢人的发病症状如果不是要写这篇文章我是永远不想提及的。爸爸被他们带出去不知道说了什么，他们告诉我爸爸妈妈会一起来看我。我当时谁来看都只会又哭又下跪。不过按理来说，正常医生应该开始看病历给药或者给我注射镇静剂了吧，哈哈，没有的事。一晚上加一个上午，我不仅药影子没看到，医生也只见过寥寥几回。等我的发作期一过，我就发现我又被绑起来了。不仅绑手，还绑了脚。我当时只觉得自己是误入什么不合法的医疗机构了，于是我大声呼唤医生，去够床头的呼叫铃。最奇怪的事就是，这个床头呼叫铃，传出的音乐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是很像二战日本投降的那一段音乐。我一下觉得自己这待遇再差也是东条英机的级别。然后，又一个护工来了，他不耐烦地警告我再挣扎绑得更久，我说：“我想上厕所！”他说：“你这样只会绑得更久。”我一下崩溃了，大喊：“我要上厕所！”他关上门就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四条：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第三十条：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我当时还没有手机，没法把这几条法律法规指给哪位冷酷的护工小哥看，而且当时我感觉自己要尿床了，我用脚上的铁环铁扣不停叮叮当当撞铁床。这位小哥皱着眉头过来，我只好声泪俱下求他让我上厕所。他眉头皱了一皱，说：“你要保证解开束缚后不能哭闹，能不能做到。” “我就上个厕所就行......”然后，他继续重复“你要保证不能哭闹。”我泪眼朦脓里，看到他的黑色身影站在门口，有种非人的恐怖气质在他身上迸发，我一下搞懂了他的逻辑：不要说他认知以外的要求。我立刻点头说：“好，我保证。”他过来放开了束缚带，嘴里还在重复：“不要哭闹。”我一边瑟瑟发抖，一边进了厕所。终于，那种焦急和烧心的焦虑消除了一部分，我从厕所出来，乖乖递上手腕，继续绑。他观察了一下保持沉默只发抖的我，满意的关门走了。我一个人在黑暗里，开始思考二战时东条英机的杀人动机。简单绑了一晚上。我安分了很多，父母如约而至，我情绪在看到他们的时候又崩溃了，我不知道是意识到了还是没意识到，我一边哭一边跪，嘴里一边喊你们回去吧，一边对着其他人下跪，我的父母估计在那一刻觉得我的病情无法沟通了，而我已经在心里和精神上认同了自己战犯的身份，以为认错就能得到原谅。原谅我作为长达四年精神疾病患者的离谱思路。我当时只觉得自己是个罪该万死的战犯，要和这些病人一起死在毒气室里。于是我的父母同意我留在这里继续治疗。而我的噩梦也缓缓拉开序幕。
第三天，我的情绪在饥饿和虚弱的压制下逐渐复原，我不停劝说其他病人和我一起出去，他们要么一脸懵懂要么紧张又局促，我只好以二战做例子，告诉他们出去就好。当然我是想当然。因为不仅他们没办法，我也出不去，只要靠近门口就会被值班室里的医生/护士喝止，我把能说的脏话说了个遍，看着我对保安和护工破口大骂，在场的病人居然都愉快笑了起来。这大概是我为这些病人做的唯一贡献？当然，我晚上又被绑了起来，不过我的脑子在骂完人后清醒了一点，我不再挣扎，开始顺从他们的规则。我的另一个故事版本——肖申克的救赎启动了。我开始思考和研究这些医生护士的行为规律和动机：他们只要求一件事，也只会做一件事：那就是压制，病人要求打电话，绑起来，病人哭，绑起来，病人晕倒，绑起来......这种治疗方式我怕希特勒都不能实践到位。总之，安静，不多提要求，这就是唯一解答。回到正常的法治世界，我写几点对比一下正常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四十条：精神障碍患者在医疗机构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或者危害他人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没有其他可替代措施的情况下，可以实施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应当遵循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并在实施后告知患者的监护人。禁止利用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惩罚精神障碍患者。当然，我在只会哭和跪的时候被绑起来应该违法了，我只骂人也被绑起来也属于违法。
第四天，我被绑三天后，在这三天里，我既没有拿到洗漱用品也没有拿到什么卫生用品，我的喉咙已经因为多天不漱口发炎出血了。终于重获自由，我非常珍惜自己的自由，开始了自救第一步，我非常温和又热情的叫那个人机护工哥哥，问他能不能给我手机。答案是不能，我强调了一下人权，我感觉坐着的护士都短暂地思考了一下，然后，他们拒绝了。并且告诉我太晚了，要医生允许才能在上午和下午的时候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四十六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尊重住院精神障碍患者的通讯和会见探访者等权利。除在急性发病期或者为了避免妨碍治疗可以暂时性限制外，不得限制探访者的通讯和会见探访者等权利。最终我的手机没有还到我手上，但是在我的积极表现和热情询问下，我获得给父母打电话的权利。当然，用座机，我始终没碰到任何人的手机。于是我在第五天上午迎来了第一个改变我三观的电话。“妈，”我温和又轻柔地称呼她，护士在一旁注视着我，“我想你了”我说出了前半辈子从来没说过的话，“我不想呆在这里，你来接我出院好不好？”我紧张的不行，但我妈给我迎头痛击：“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前两天才来看你，你不好好配合医生治疗”“我温和地打断她，这里的医生不好，只会绑人，我被活生生绑了一晚上......”“还不是你不听话，这几天我在上班没空”“爸爸呢？”我在愤怒之余保持了一点理智，“他也上班，没空，我们不赚钱谁给你拿钱治病？”我绝望地问道“叫个亲戚来接我总行吧，我不适合这家医院，我感觉很不好”“怎么好意思去麻烦亲戚呢，上次都是她在照顾你。”我的大脑和电话的忙音一起被归零了，我在绝望又绝望之下发现不管现实有多残酷父母都能替你找到更残酷的处境。“我求你了，我想转院，转院可以吧，这个理由没道理拒绝啊......”最后这通电话让我认真思考了一晚上发现事实：取信这里的医生是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最关键的沟通对象既不是这里的护工也不是医生，而是那个从小看着你长大的人，父母。让他们越过自己的偏见和认知障碍，相信他们犯病的女儿的话，伸出手救救这个在绝境里哭泣的，自己养大的孩子。于是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到，我必须在护工的看护下，让我那从不认真听我讲话的父母相信，自己所在的医院并不是可靠的机构。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抱着兔子玩偶不停流泪，自己没有铁勺子，却面临着方方正正的铜墙铁壁，我不停重复着“mercy”这个单词，就好像真会有哪个士兵听懂我的哀求放我一马。噩梦重回我的脑海，另外两个病人已经熟睡。第六天，我开始微笑，露出那种温和又无害的微笑，你要问为什么，我只能告诉你，我的病症被我的恐惧压住了，逃出去不仅是信念，还是我的复仇之初——我要教会我的父母，什么才是最严重的疾病：他们给我的家庭教育。哪怕我知道这个过程十分痛苦，知道要控制自己的恐惧最是痛苦，我也必须做到。睡在我旁边的病人已在这里一月有余。
我开始变得委婉和温和，我跟父母撒娇，说我想吃苹果，但医生不给，这下轮到她惊讶了，“我给医生钱让她帮你买水果了呀，”我意识到医生不仅控制我，也在欺骗我的父母，但我不能明说，只好说“真的吗，我昨天都跟他们说要苹果的......还有，姐姐”我当着妈妈的面喊护士“能不能给我牙刷牙膏呀，”这真是这辈子我用过的最甜腻的语气，“啊，他们没给你吗”护士一脸懵，“对呀”我把无辜的表情摆在脸上，“哦，我等会就给你”护士慌忙说，“没给牙刷？”我的妈妈终于觉得不妥了，“我们可是一开始就给钱了呀......”这时我知道我的父母不仅会随便托付他们可怜的女儿，还会上当受骗，估计要把钱和女儿一起被骗个干净。我不知道是绝望还是嘲讽，笑出声来“哈哈，没给呀，护士姐姐”，护士也错愕点头，估计没想到我这么容易就cue到她。“我叫护工等会给你买”她说。“好呀”我只表现得礼貌又温和，心里暗想：这件事情绝对没完。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五十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就下列事项对本行政区域内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
（1）相关人员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本法条件
（2）诊疗行为是否符合本法以及诊断标准，治疗规范的规定
（3）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程序是否符合本法规定
（4）是否依法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前款规定的检查，应当听取精神障碍患者及其监护人的意见；发现存在违反本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制止或者责令改正，并依法作出处理。
第七天，我继续在电话里撒娇，这里饭菜不好吃，碗上有油渍，洗都没洗干净，我一边平静地说着，一边看护工的脸色，“苹果还没买给你吗？”我想我的好妈妈意识到不对了，我趁热打铁，“我已经提三天了呢，”这个医院到底怎么样啊，我上次去的卫生中心可是三甲呢，我的病一点没见效，”我还是用撒娇的语气说，“我想吃好吃的。”我点到为止，那些噩梦和惊恐，我只字不提，我知道这些护工到底在衡量什么，他们想要做个正常人出来，不管什么方式，我只能让他们知道我有多正常。我跟妈妈说完话看到护工没看我，我又问：“可以跟爸爸说话吗？”我的笑容我不知道到底看起来怎么样，反正，那真是我的极限了。我的要求被允许了：不过现在看来我并不该对爸爸报什么期待。“爸爸，”我听到那边的声音“我想你了，惯用的开头，我想给你用手机打电话都不行，”我尽可能温和“我想跟朋友说话都不允许，我一个人好无聊啊”“没事，我听你妈妈说了，我国庆就来接你出去，不过你自己要好好表现，人家医生不允许你玩手机玩电脑是对的，你就是手机电脑玩多了才生病的。你自己坚持两天，国庆我们就放假了到时候我上来看你。”我撑着好一会没崩的表情一下垮了，我破防了，手机电脑玩多了？“我妈妈没给你说吗？”我用尽全身力气问道，“说了我才打电话来的，你自己好好表现”“我什么都没做被绑了一晚上......”我受不了了，压低声音打断他“就是你不听话才绑你的，你自己好好表现......”“好好表现？我都好好表现了要医生干什么？医生没治好我来表现好？”我的语气转急，“你看，你就是这样一点事就着急，这样就不好，你要听医生的话，配合医生”我感觉自己的伤口被他说的几个就是狠狠划开，我甚至觉得自己就是面前有悬崖也会毫不犹豫结果自己，不是想死，是被自己的家人背刺得鲜血淋漓，痛到不愿再回头。我的愤怒终于在该来的时候来了。“你想我怎么样？”他说：“咱们心平气和好好打点，把这件事办的漂漂亮亮......”“是不是我生病是个漂亮事？就跟你赌博一样也是个漂亮事？”我厉声质问，他在多年前赌博输了上百万，从那后我们家就变得拮据，再没在吃饭的时候有过笑声，我一直出于怜悯没有在他面前提起过，但现在就算我们拿着刀互刺我也觉得理所当然。“你这什么语气......”他似乎不知道怎么回了，我用尽力气保持冷静，冷漠地告诉他：“你要不说了我还想跟妈妈说话”他局促答应了，我放下电话回到病房，旁边的病人开始热火朝天地聊天，走廊里的声音一直传到房里，我看见这些病人走到护士站领了烟，而头上禁止吸烟保持安静的牌子一直亮着。我神思恍惚，为什么其中有病人还有手机？是因为......我探出头看了看，发烟的是个男医生。我意识到我之所以没有这些可能是——钱没给够，或者我，我们一家软弱可欺。
第八天，终于我想今天该来接我了，我兴奋地等到九点半，我觉得今天，我终于可以离开了，这几天我一直没睡好，噩梦和鬼魂像是在彼岸轻声召唤我，我觉得自己或者如同被抽离了意志的活死人，痛苦和愤怒如同火焰灼烧我的咽喉和食道，饥饿竟然一点没能侵扰到我，只有一种疼痛在我的天灵盖蔓延，我已经想好自己该怎么死，我要坐着船在看不见边际的湖面静静飘荡，然后吃足够的镇静药，再割断腿动脉，再割腕，这应当是最舒适的死法之一。只要我自由了，我就能离开我那如坟墓一样的家庭，我就能自己拿回对自己生命的处置权，我意识到活着就必须面对这些处境，人最该在意的不是其他任何事情，只在意自由就够了。人长大了，就能拿到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其他什么，是自己对自己的解释权。不必听任何其他人解释，不必理会任何事情，你能听见自己说，该死，这些都该死。但是失望总能让我学会跪下求饶，我的主治医生说：“国庆财务放假了，没法办出院手续，要再等两天”我已经学会冷静，我当着我爸爸，给电话里的妈妈说：“这个医院真的好差，是个专科医院，还要等两天，我不想等了”“没办法啊妹妹，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主治医生讪笑，“那你们财务怎么不上班呢”我也平静接话，事实上，我，感觉到自己的人格仿佛在解离又重塑，我仿佛喉咙里含着刀片在给我面前的客人跳舞致谢。“好吧，还有两天”
我怔怔看着电视里的阅兵仪式，想着，为什么枪头有刀，那么亮？现在应该用不上刀了吧，难道只是表演性质？或者什么处境需要自裁？然后看到其他漂亮又炫目的工程，数千万计的反光板用以收集太阳能，那些光看起来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我非常肯定，自己和其他人不在同一个世界。
之后这两天我不想赘述，因为失眠和头痛一直伴随着我，而我无法表现愤怒。如同在拿着刀一刀刀把自己剖开又合上，我甚至吃到红烧肉觉得好吃会笑出来 ，我肯定不是我在笑，是我的鬼魂在我背后微笑，我意识到，人哪能期待其他人伸手指路，能接住自己的痛苦的，只有自己。
总之，我如愿等到我父亲在两天后过来接我，这次终于如愿了，尽管手续办了很久。让我告诉你最痛快的事情是什么，是我出院当天就吃到自己之前的药了，是我在街上对我爸大喊：“滚！”，路人皆侧目，我亦痛快。
之后，我把遭遇和证据用最快的速度上报给了纪委。然后吃了加量的安眠药，可惜病情加重了，我没能睡好。不过为了那个病房里还被绑着的病人，为了那几个呆了一个多月的病人，我还是忍着痛复述一遍自己的经历，希望有人看到，希望看到的人能给一点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