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儒家思想不属于宗教？
宗教是对超自然神灵的崇拜和敬仰，孔子不语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已经拒斥了对宇宙本源的探寻和对彼岸世界的价值关怀，而径直进入人间此岸的经验世界，讨论君臣之道、忠想之教、人伦秩序及君子小人之辨。
孔子学说的内核是内圣外王，归根到底，是对人间此岸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不是教主，孔学也不是宗教。虽然孔学在中国有着宗教一般的权威，但以孔子为教主、以孔学为宗教，又违背了传统留下的圣人形象。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历史
今文经学指秦汉时期的经典及评注，与更早的古文经学相对。
秦始皇焚书销毁了几乎所有古代典籍，之后的西汉学者就把用当时通行的用隶书写就的古典经书、当成了真实之作，这些今文学者控制了西汉时期的思想界。
但在西汉未年，孔子后裔之一的孔安国声称在祖房的墻内、发现了用“蝌蚪文”、即六国籀文（先秦大篆）写就的古代典籍。虽然当时很多学者怀疑这些古典文本的真实性，但一位叫刘歆的学者竭力去证实了这些文本。
进入东汉后，古文经学派衰落，但到了东汉未年出现了几位伟大的古文经学家，比如郑玄。从此古文经学地位上升，而今文经学衰落了。
今文经学：重义理、实用，尊孔子为“受命素王”，与政治联系紧密；以汉代隶书（今文）书写的经典为依据，西汉时多行于官方，占主流地位；
这些经典多是由秦焚书坑儒之后，依靠学者口传或记忆重写而成，因而在流传过程中可能有所简化或改动；因其与政治结合紧密，常被统治者用来支持中央集权统治。例如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
古文经学：重考据、文献，尊周公为圣人、尊孔子为先师，偏向学术研究；以先秦大篆（六国籀文）书写的经典为依据，西汉时多行于民间，东汉后日渐兴盛。
这些文本经非官方渠道流传下来，被认为更接近原始文献，如《左传》《周礼》；相对独立于政治，更关注学术本身，在文化传承和学术研究上贡献深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派逐渐融合，至唐代时、则以注疏的形式统一于《十三经注疏》中。
清时金石学的复兴和在校勘方面的兴趣，更新了古老的今古文对立的话题，清代今文学者集中关注的主题，是已遗失了两千年的学问——公羊学。

对于“中国的统一”这一节未段的论断，布德博士提出怀疑。他写道：“六朝（3世纪～6世纪）、元朝（1279~1368）、清朝（1644～1912）实际上为时之久，足以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对于分裂或异族统治感到司空见惯，尽管这种局面从理论上讲也许不是'正统'。况且即使在正统的统一时期，也还是常有怀柔或征服的一系列外族（如匈奴）等，以及镇压国内叛乱的事。所以我不认为目前的内忧外患、是中国人在春秋战国以后所不熟悉的局面，当然目前的忧患的确具有世界规模，其后果更加严重。”
布德博士所提到的历史事实无疑都是对的，不过我在这一节所要讲的，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直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初）、中国人对于这些历史事实的感受。
强调元朝、清朝是外来的统治，这一点是用现代的民族主义眼光提出来的。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
中国人历来的传统看法——有三种生灵：华夏、夷狄、禽兽。华夏当然最开化，其次是夷狄，禽兽则完全未开化。
蒙古人和满人征服了中国的时候，他们早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国文化。他们在政治上统治中国，中国在文化上统治他们。中国人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的继续与统一。而蒙古人和清人并未使之明显中断该改变。所以在传统上，中国人认为：蒙元和满清，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前后相继的、许多朝代之中的两个朝代而已。
这一点可以从官修的各朝历史看出来；明朝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反元的民族革命，可是明朝官修的《元史》，把元朝看做是继承了“正统中国人的宋朝”的朝代；同样，在黄宗羲（1610~1695）编著的《宋元学案》中，并没有从道德上訾议诸如许衡（1209~1281）、吴澄（1249~1333）这些学者—他们虽是汉人，却在元朝做了高官，而黄宗羲本人则是最有民族气节的反满的学者之一；民国也有一部官修的《清史稿》，把清朝视为了继承明朝正统的朝代。
可是我在此要讲的，是传统的观点。就传统的观点论，元朝、清朝正如其他朝代一样，都是“正统”。人们或许说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但是我认为这正是要害。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
中国人历来不得不同匈奴等非华夏人搏斗，对于这件事，中国人历来觉得：他们有时候不得不同夷狄搏斗，正如有时候不得不同禽兽搏斗。他们觉得像匈奴那些人、不配同中国分享天下，正如美国人觉得印第安人不配同他们分享美洲。但由于中国人不大强调种族区别，结果就造成了在公元三、四世纪期间，各种外族自由地移入了中国——这种移入现在叫做“向内殖民”（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从超等民族的观点批评的、正是这种“向内殖民”），成为了六朝时期中国政治动乱的一个主要原因。
佛教的输入似乎使许多中国人认识到，除了中国人、也还另有文明人存在。不过在传统上，中国人对印度有两种看法：反对佛教的中国人认为印度人不过是另一种夷秋，而信仰佛教的中国人则相信印度是“西方净土”——他们对印度的称赞，是作为超世间的世界来称赞。所以佛教的输入尽管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中国人自以为是人世间唯一的文明人的信念。
由于有这些看法，所以中国人在16～17世纪开始与欧洲人接触时，就认为他们也是与以前的夷狄一样的夷狄，也称他们为夷。当时的中国人对此并不感到不安，即使在交战中吃了败仗也是如此。可是一旦发现欧洲人所具有的文明，虽与中国的不同、然而程度相等，就开始不安了。
情况的新奇之处，不在于存在着不同于中国人的人群，而在于存在着不同于中国文明的文明，而且有相等的力量和重要性。中国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期有与此相似的情况，当时的各国虽不相同，但是文明程度相等，互相攻战。中国人现在感觉到是历史重演原因就在此。
如果读一读诸如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 等晚清大臣们的文章，就更能够证实他们对于西方冲击的感受——的确是如此。

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将来，而是在过去
孔子的古代权威是周文王和周公；
为了赛过孔子，墨子诉诸传说中大禹的权威，据说大禹比周文王和周公早一千多年；
孟子更要胜过墨家、走得更远，回到尧、舜时代，比大禹还早；
而道家为了取得自己的发言权，取消儒、墨的发言权，就诉诸伏羲、神农的权威，据说他们比尧、舜还早若干个世纪。
像这样朝后看，这些哲学家就创立了“历史退化论”。
他们虽然分属各家，但是都同意这一点，就是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将来、而在过去。
自从“黄金时代”过去后，历史的运动就一直是逐步退化。因此，拯救人类，“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复古。”

董仲舒的“春秋三世”
董仲舒将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前481）分为了三世：孔子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而在“春秋三传”中，属《公羊传》的解释与董仲舒的学说最为相合，因为当中也有近似的“三世”说。
据董仲舒所言：孔子作《春秋》时，用不同的词语记载了这三世所发生的事件。东汉后期的何休在为《公羊传》作解诂时，又进一步对这个学说进行了加工。
按照何休的说法，《春秋》所记的过程，是孔子在理想上变“据乱世”为“升平世”，再变为“太平世”的过程。
首先以“所传闻世”与“据乱世”相配合，这是第一阶段。在此阶段，孔子集中他的全部注意于自己的鲁国，以鲁国为他的改制中心；
再是以“所闻世”与“升平世”相配合，这是第二阶段。
在此阶段，孔子已经治好了本国，进而将安定和秩序传到“中国”境内的其他华夏国家；
最后，第三阶段，何休以“所见世”与“太平世”相配合。在此阶段，孔子不仅将安定和秩序传到诸夏之国，而且开化了周围的夷狄之国。至此，“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当然，何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事孔子都实际完成了。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孔子当真有了权力、权威，他就会完成这些事。可是，即使如此，这个学说也仍然是荒诞的，因为孔子只活在“春秋三世”的后期，怎么可能做前期的事呢？
何休阐明的道路，是孔子从本国做起，进而治国、平天下。这条道路，与《大学》阐明的治国平天下的步骤相似。所以在这一方面，《春秋》成了《大学》的例证。这种将社会进化分为三阶段的学说，又见于《礼记》的《礼运》篇。

董仲舒的“三统”说
阴阳家的邹衍曾以“五德终始”的学说、解释改朝换代：因为某个朝代用某德，所以必须用合乎此德的方式进行统治。
董仲舒修改了这个学说，认为朝代的更送不是根据五德运行，而是根据他所说的“三统”顺序——三统是黑统、白统、赤统。每统各有其统治系统，每个朝代各为一正统。
“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改制之实。”照董仲舒所说，“三统”并无根本不同。他认为“新王建立新朝代，是由于他受命于天。”所以他必须做出某些外表上的改变，以示他受了新命。
这些改变包括但不限于“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改制并没有改变基本原则，董仲舒称之为“道”。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在先秦时代，君主都是从祖先处继承权威，即使是后来的秦始皇也不例外。创建汉朝的刘邦则不然，他出身平民，却顺利地取得了天下。这就需要某种理论根据，于是董仲舒就提供了这种根据。
但“王者受命于天”的学说并不是新鲜，因为《书经》中早已有此说，孟子则把它说得更清楚。但是董仲舒把它纳入了他总体的天人哲学中，使之更加明确了。
这一学说既为行使皇权提供了根据，又对行使皇权有所限制。皇帝必须注视天的喜怒表现，依照它来行事。汉朝以及以后各朝的皇帝也或多或少地是一样，就是用这一点来检验他自己和他的政策——旦出现了灾异使之不安的时候，就试图改正。
董仲舒的“三统”说对每个朝代的统治都有所限制。一个皇家，无论多么好，其统治时间是有限的。终点一到，它就得让位给新朝，新朝的创建者又是“受新命于天”的。儒家就是用这样的一些措施，试图对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加以约束。
如果照董仲舒的说法，那么历史上的夏朝就是正黑统，殷商则是正白统，而周朝是正赤统..这就形成了一个历史循环，周朝以后的新朝代又要正黑统，以此循环下去。
有趣的是，在现代，我们也有看到用不同颜色、表示不同社会组织与不同系统的“巧合”，且正是董仲舒所用的那三种颜色。按照他的学说，我们也许可以说：
法西斯主义正黑统，资本主义正白统，共产主义正赤统。

中国人的经验
中国人尊重过去的经验，这个传统也许是出自占压倒多数的农业人口的思想方式：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很少迁徒。他们根据季节变化耕种土地，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些变化。
过去的经验足以指导他们的劳动，所以他们若要试用新的东西，无论何时、总是会先回顾过去的经验，从中寻求先例。这种心理状态，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很大。
所以从孔子的时代起，多数哲学家都通过诉诸古代权威，来作为自己学说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