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顾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徵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
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练饷、新饷之名不改，或者顾名而思义，未可知也。此又元璐不学无术之过也。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
今欲定税，须反积累以前而为之制。援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又何事於暴税乎！

何谓所税非所出之害？古者任土作贡，虽诸侯而不忍强之以其地之所无，况於小民乎！故赋谷米，田之所自出也；赋布帛，丁之所自为也。其有纳钱者，后世随民所便，布一匹，直钱一千，输官听为九百。布直六百，输官听为五百，比之民间，反从降落。是钱之在赋，但与布帛通融而已。其田土之赋谷米，汉、唐以前未之有改也。及杨炎以户口之赋并归田土，于是布帛之折于钱者与谷米相乱，亦遂不知钱之非田赋矣。
宋隆兴二年，诏温、台、徽不通水路，其二税物帛，许依折法以银折输。盖当时银价低下，其许以折物帛者，亦随民所便也。然按熙宁税额，两税之赋银者六万一百三十七两而已，而又谷贱之时常平就籴，故虽赋银，亦不至於甚困。
有明自漕粮而外，尽数折银。不特折钱之布帛为银，而历代相仍不折之谷米，亦无不为银矣；不特谷米不听上纳，即欲以钱准银，亦有所不能矣。夫以钱为赋，陆赞尚曰“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以为不可，而况以银为赋乎！天下之银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丰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为银，则仍不足以上供也，无乃使民岁岁皆凶年乎？天与民以丰年而上复夺之，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为雔也。

然则圣王者而有天下，其必任土所宜，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斯民庶不至困瘁尔！
何谓田土无等第之害？《周礼》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是九则定赋之外，先王又细为之等第也。今民间田士之价，悬殊不啻二十倍，而有司之征收，画以一则，至使不毛之地岁抱空租，亦有岁岁耕种，而所出之息不偿牛种。小民但知其为瘠土，向若如古法休一岁、二岁，未始非沃土矣。官府之催科不暇，虽欲易之，恶得而易之？何怪夫土力之日竭乎！吾见有百亩之田而不足当数十亩之用者，是不易之为害也。
今丈量天下田土，其上者依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中者以四百八十步为一亩，下者以七百二十步为一亩，再酌之于三百六十步、六百步为亩，分之五等。
鱼鳞册字号，一号以一亩准之，不得赘以奇零，如数亩而同一区者不妨数号，一亩而分数区者不妨一号。使田土之等第，不在税额之重轻而在丈量之广狭，则不齐者从而齐矣。是故田之中、下者，得更番而作，以收上田之利。加其力有余也而悉耕之，彼二亩三亩之入，与上田一亩较量多寡，亦无不可也。

没人？

清初，明遗老们的总结无非就是明亡于粗疏。就是说基层纯丢给民间自治了，没有政府干预。所以吸取了这个教训，代清的汛塘，直接都弄到乡镇上了。
这个看法是有一定道理，但本质上还是老朱没文化小农思想太重；别人历代重农抑商，那也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结果他倒好，照搬蒙古人的四等人制度用到这来了。完全忽视商人群体的利益诉求是其一，不管本心如何匠户制度实质上导致了工匠也被打压，还有军户制度本意应该是好的结果后面军户都搞成农奴了。国之四维：士农工商，士从来跟皇帝不是一条心，其它三个都被制度搞得上不了台面（本来勋贵还能顶点事，结果后面朱老四也被忽悠又是防外戚；在来了个土木堡的）。这种情况下你说他皇权被文官架空，那你连一个政治同盟都没不搞你搞谁？
不管哪个政权；总要有一群核心统治力量的，自秦以来这条路线就很明晰：就是依赖军功封爵的良家子（封爵后形成军事贵族）。哪个朝代没有做好这件事儿，你就看它统治稳不稳吧。司马家什么德行，大送什么德行；明摆在那里不是。
权力的核心本质就是绝对暴力，毛爷爷说的好枪杆子里出政权；抓不住枪杆子，维护不了生产枪杆子的群体的利益。不亡国还留着过年么？

至于你说赋税这个事情：从租庸调改两税制，到方田均税法和免役钱，再到一条鞭法，再到所谓的“永不加赋”，“摊丁入亩”实质是什么？实质是由于兼并，导致收税的黄册和实际对不上了以后，就只能搞“摊丁入亩”把无法按册对应收的丁税摊到土地税（农税）中去；然后改朝换代以后，再前朝已经摊过丁税的基础上，再收丁税；再兼并再摊丁入亩，一圈圈循环。所以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帝国收入越来越低。兼并是根本因素，吏治是核心原因。所以才有“人心惟危”。
解释一下吏治的问题；官是流官，吏是胥吏；而胥吏往往是血缘传递的。啥叫封建社会，这就是了；虽然这些“临时工"没有正经的政治地位，但基层权力被这个群体牢牢掌握，世代不移，改朝换代都不影响。古代收税其实都是定额包税制；由于儒家能力的问题，立国之初：100个人100亩地交多少税，合情合理算的明白清楚。到了王朝中期，这就一笔糊涂账了，但是不管实情如何；儒官们收税还是要按100人100亩来交这就是孔教“君子”们的水平了。
吏治，实际上勉强能治官，根本治不了“吏”；所以，税制改革的办法再好，到了下面都会被念歪：或者搭车收税，或者商官勾结（利用信息差买卖粮食）等等。王安石也好、张居正也好；都是死在这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