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如何失去了其在全球的地缘政治最佳位置
《印刷版》8月5日发表题为《印如何失去了其在全球的地缘政治最佳位置》的评论文章认为，印已从地缘政治的“黄金期”（sweet spot）跌入“困境期”（sour spot），从大国间左右逢源的平衡状态，转变为面临中美双重压力、中巴战略挑战的被动局面。这一转变很可能是长期结构性的，而非短期波动。印需根本性调整战略——从追求大国平衡，转向基于现实利益的防御性姿态。文章作者西达斯·拉伊梅迪（Sidharth Raimedhi）系新德里智库战略与国防研究委员会（CSDR）资深研究员。
“黄金期”，指国家因其地理位置、战略环境或外交手腕，在大国博弈中拥有高议价能力，处于被拉拢而非被施压的有利地位，反之则为“困境期”。历史上，印曾拥有过两次“黄金期”：第一次“黄金期”为1946-1960年代中期。尼赫鲁政府试图通过“不结盟”策略在美苏两极格局中保持平衡，以提升自身议价能力与国际地位。美苏均预判印将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并主导“第三世界”，竞相拉拢印，使之得以“以小博大”。然而，这一策略因印被美国视为“亲苏”而效果受限，并随着1954年美巴结盟、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而最终受挫。
第二次“黄金期”始于21世纪初，2004-2019年间为巅峰期。1998印核试验、经济改革见效，美将其视为“制衡中国的民主力量”，对其押下“崛起赌注”。在这一时期，印成功达成多项实质性外交成果，包括签署印美民用核协议、加入“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SCO）等等。在此阶段，印虽略微倾向西方，但始终未明确“选边站队”，有效保持在各大国间的高议价空间。
然而，这一“黄金期”始终依赖四大前提：
一是地缘政治环境相对和平，各方更重视长期收益，且“赌注”尚未经过实战检验；
二是国际社会相信，印会依据自身利益理性选择结盟，拉拢印能获得实际价值回报；
三是各方普遍认为“印度崛起”势不可挡，且印经济、军事实力理论上可与中国比肩（并非实力对等，而是发展潜力相当）；
四是中国相信印美形成战略同盟、共同构建威慑的可能性真实存在，因此有必要阻止这一结果发生。
但在2020年后，上述前提均已弱化：
第一，国际环境急剧恶化，多地危机爆发，中国加速迈向“强国”，使美、俄等国更更倾向于追求短期收益，而非等待回报缓慢的长期“赌注”。
第二，印在俄乌冲突中的“战略自主”令美警觉，开始重估对印“押注”的乐观假设，美政府内部再次出现现实主义思潮，美印互动框架开始向“交易性”方向转变。
第三，国际社会对印科技、制造业与军力前景的怀疑上升，西方对“印度崛起”带来“全球红利”的预期延后，拉拢印的紧迫性也随之降低。
第四，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使印美对双方合作的战略价值生疑，印认为，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帮不上太大忙”；美则怀疑，印在冲突中的疲软姿态体现其无法在南亚真正承担制衡中国的安全角色。
另外，俄乌冲突成为使印“黄金期”加速衰退的催化剂——美高估印对俄影响力，印拒绝选边，使美希望印“劝俄停火”、公开谴责俄的“赌注”落空；
同时，中国因印美结盟可能性降低，不再克制，转而以“等级制”对待中印关系，进而形成“中国施压-印对美议价弱-美国更现实-中国更自信”的循环。
印数十年来对外交环境的基本假设已被颠覆，“黄金期”的丧失基本不可逆：美国不忧心“印中轴心”，中国也不再相信印美深度合作，印试图靠拉拢中美互制已无效。另外，中巴军事合作深化，印国防工业薄弱难敌巴装备列装速度，国际大国对印“培育兴趣”正在迅速降温，转而更加重视短期回报、战略施压。印美关系虽可能恢复，但难再现21世纪前20年的“战略黄金期”，俄则愈加亲近中巴。这一趋势可能将在未来十年持续主导对印关系。在这一新现实下，印需放弃依靠对外立场、威胁、利诱获益，应转而加强国防工业、经济基础等国内能力建设，将外部损害降至最低。核心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减少战略伤害，这要求印根本性调整外交政策方向：从“乐观追求权力地位”转向“真正现实主义”。
《印刷版》8月5日发表题为《印如何失去了其在全球的地缘政治最佳位置》的评论文章认为，印已从地缘政治的“黄金期”（sweet spot）跌入“困境期”（sour spot），从大国间左右逢源的平衡状态，转变为面临中美双重压力、中巴战略挑战的被动局面。这一转变很可能是长期结构性的，而非短期波动。印需根本性调整战略——从追求大国平衡，转向基于现实利益的防御性姿态。文章作者西达斯·拉伊梅迪（Sidharth Raimedhi）系新德里智库战略与国防研究委员会（CSDR）资深研究员。
“黄金期”，指国家因其地理位置、战略环境或外交手腕，在大国博弈中拥有高议价能力，处于被拉拢而非被施压的有利地位，反之则为“困境期”。历史上，印曾拥有过两次“黄金期”：第一次“黄金期”为1946-1960年代中期。尼赫鲁政府试图通过“不结盟”策略在美苏两极格局中保持平衡，以提升自身议价能力与国际地位。美苏均预判印将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并主导“第三世界”，竞相拉拢印，使之得以“以小博大”。然而，这一策略因印被美国视为“亲苏”而效果受限，并随着1954年美巴结盟、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而最终受挫。
第二次“黄金期”始于21世纪初，2004-2019年间为巅峰期。1998印核试验、经济改革见效，美将其视为“制衡中国的民主力量”，对其押下“崛起赌注”。在这一时期，印成功达成多项实质性外交成果，包括签署印美民用核协议、加入“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SCO）等等。在此阶段，印虽略微倾向西方，但始终未明确“选边站队”，有效保持在各大国间的高议价空间。
然而，这一“黄金期”始终依赖四大前提：
一是地缘政治环境相对和平，各方更重视长期收益，且“赌注”尚未经过实战检验；
二是国际社会相信，印会依据自身利益理性选择结盟，拉拢印能获得实际价值回报；
三是各方普遍认为“印度崛起”势不可挡，且印经济、军事实力理论上可与中国比肩（并非实力对等，而是发展潜力相当）；
四是中国相信印美形成战略同盟、共同构建威慑的可能性真实存在，因此有必要阻止这一结果发生。
但在2020年后，上述前提均已弱化：
第一，国际环境急剧恶化，多地危机爆发，中国加速迈向“强国”，使美、俄等国更更倾向于追求短期收益，而非等待回报缓慢的长期“赌注”。
第二，印在俄乌冲突中的“战略自主”令美警觉，开始重估对印“押注”的乐观假设，美政府内部再次出现现实主义思潮，美印互动框架开始向“交易性”方向转变。
第三，国际社会对印科技、制造业与军力前景的怀疑上升，西方对“印度崛起”带来“全球红利”的预期延后，拉拢印的紧迫性也随之降低。
第四，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使印美对双方合作的战略价值生疑，印认为，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帮不上太大忙”；美则怀疑，印在冲突中的疲软姿态体现其无法在南亚真正承担制衡中国的安全角色。
另外，俄乌冲突成为使印“黄金期”加速衰退的催化剂——美高估印对俄影响力，印拒绝选边，使美希望印“劝俄停火”、公开谴责俄的“赌注”落空；
同时，中国因印美结盟可能性降低，不再克制，转而以“等级制”对待中印关系，进而形成“中国施压-印对美议价弱-美国更现实-中国更自信”的循环。
印数十年来对外交环境的基本假设已被颠覆，“黄金期”的丧失基本不可逆：美国不忧心“印中轴心”，中国也不再相信印美深度合作，印试图靠拉拢中美互制已无效。另外，中巴军事合作深化，印国防工业薄弱难敌巴装备列装速度，国际大国对印“培育兴趣”正在迅速降温，转而更加重视短期回报、战略施压。印美关系虽可能恢复，但难再现21世纪前20年的“战略黄金期”，俄则愈加亲近中巴。这一趋势可能将在未来十年持续主导对印关系。在这一新现实下，印需放弃依靠对外立场、威胁、利诱获益，应转而加强国防工业、经济基础等国内能力建设，将外部损害降至最低。核心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减少战略伤害，这要求印根本性调整外交政策方向：从“乐观追求权力地位”转向“真正现实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