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身份（Nationalism、Race、地 域）的群体关系与基于经济Status的class关系存在本质上的不同——结构性共生和结构性排斥
所谓经济Status的class关系即为结构性共生关系，他们是同一Produce关系内的不同位置，是纵向的、功能性的分工（尽管不太Equality），他们是彼此依赖、彼此依存的，Conflict是有限的，都整的目的是改善自身在结构内的地位（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而非摧毁结构本身——因为摧毁对方等于摧毁自己。
而Nationalism、Race这些关系，却是横向的、身份性的区分，A族的繁荣并不必然依赖于B族的存在，甚至可能以B族的衰落为代价。conflict的烈度上不封顶——都整目的是为了本群体的生存空间和主导权，最终解决方案可以是物理上的隔离、驱逐或完全消灭。因为没有不可脱离的经济纽带作为“刹车”。
最关键的是，市场是有限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这就导致如果某地更信任、更愿意帮助与自己共享同一身份标签的群体，产生内群体偏好，那么有限的资源只会在群体内部循环，外部群体无法享受到内部经济活动的益处，反而被排除在外。而且最讽刺的是，作出这种行为的人没有恶意，反而是善意的（“我只是帮一下老乡”），甚至意识不到这是排斥行为。这使得道德谴责和law都难以生效。这就是结构性排斥的结果
这一困境并非不能解决，证据就是人类历史——在以前，人类Race互相之间是不觉得对方是人类的，而现在由于经济分工的发展，“人类”的概念也覆盖到彼此身上，这就是天下人，一种supplemental identity。
那么，就需要进一步深化“结构性共生”关系，把无限烈度的Conflict转化为有限烈度，深化经济共生、构建文化连接，从依靠血缘和地缘认同的“部落物种”，进化成为一个能依靠理性和协作来维系全球文明的“天下物种”。最终迈向基于共同命运和普遍尊严的“天下人”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