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博物院1号厅：大汶口西进、屈家岭北上:最早的“逐鹿中原”
河南博物院1号厅：大汶口西进、屈家岭北上:最早的“逐鹿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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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已经存在深度交流碰撞，古DNA表明屈家岭上层人士可能来源于黄河下游，可能存在联盟关系。同时。在屈家岭文化北上扩张过程中，曾与大汶口文化持续西进形成一种对中原地区联合围剿的态势，导致庙底沟文化彻底灭亡，

西阴文化，也称为庙底沟文化。庙底沟一期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存在着更多的关联，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曾称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具有相当多的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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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距今55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在进入中期阶段后，就开始了急剧扩张的步伐。他们先是往北拓展至辽东半岛，还包括江淮地区。但大汶口文化扩张的主要目的地显然不是南边或北边，而是西边辽阔的中原地区。距今5300年庙底沟文化衰落之时，中原地区瞬间成为大汶口集团与屈家岭的势力范围，向龙山时代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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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一提的是，中原庙底沟晚期的这些变化基本上是本地庙底沟遗存的延续，并没有出现大量“开疆辟土”式的新兴聚落，因此也可以说是庙底沟社会由盛而衰的阶段。与大汶口文化渐变为龙山文化这种“继承制”模式不同，庙底沟类型（西阴文化）并未直接演变为龙山文化，而是遭到了肢解和重组。

因为大汶口文化的地理分布广泛，与其他族群交流融合，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类型：1、鲁北、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五村类型、北庄类型、呈子类型），具有山东后李相关祖先成分；2、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分布于颍河流域，考古界遂称之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包括永城王庄类型），与鲁南泗汶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大汶口类型）有密切联系，和黄河中游的仰韶人群遗传同质化；3、江淮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花厅类型），与山东半岛呈子类型有密切的联系，受到古南方人群的影响。

从PCA遗传距离图来看，相比于黄河上中流仰韶文化、长江新石器文化，黄河下游大汶口刘林古人（紫色）最接近北方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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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刘林古人的三个DNA标本年代距今6226、5508、5350年，比河南仰韶5819年至5150年前、上海福泉山（崧泽文化）、马桥（良渚文化）5454年至5301年前要早得多，辈分最大。刘林古人与龙山文化人群具有很近的遗传关系，接近北汉。刘林古人的辈分最高，常染血统早于仰韶时代而形成了，其实起源于周边各区的新石器早期人群（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北辛文化、顺山集文化）。但是，该论文为什么要说这是由河南仰韶、长江晚辈人群混合的，又搞反了时间先后关系，难道先有儿子后有爹啊？！

良渚文化衰亡的主要原因是同海岱地区大汶口一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社会发生频繁而持久的战争。其次也有来自中原地区(河南龙山文化和陶寺类型)、江淮地区的武力冲击。尤其是良渚文化晚期环太湖流域王油坊类型激增，显示外来势力的入侵，强烈冲击良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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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诸文化的灭亡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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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性气候变迁导致的海侵： 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全球气候发生了显著变化，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 太湖平原地区除了少数高地和丘陵外，大部分区域被海水淹没，这次大规模的海侵对良渚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使其千余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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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内部矛盾与外敌入侵： 良渚部族原本是最发达、最强悍的一支，但随着时间推移，贵族首领日渐奢靡，普遍追求享乐型的社会生活。 非生产性的劳动支出在社会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导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越来越不相适应。 在这种情况下，良渚部族在频繁的战争中逐渐失去了取胜的优势，无法有效抵挡外敌的入侵，内忧外患之下，最终导致了良渚文化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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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前良渚文化所在的杭州盆地，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出现，那就是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相比，马桥文化并没有明显的发展和进步，多数考古人梳理考古资料后也认为，马桥文化和良渚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也就是说，良渚文化没有传承下去。而地理位置更为优异的中原地区，在良渚文化灭亡后进入了龙山时代，并在此后迸发出了文化更强势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


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项目考古领队王宁远，公开了三个古DNA的检测结果，每三个人中一个可能是山东人。

复旦论文明确说“这次研究是确凿证据”

距今53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后段开始，一直到距今42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前期，随着东方文化的快速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数量显著增加，大汶口人开始了向西方中原地区长达千年左右的迁徙和扩张。黄河中游与下游、中原与海岱地区的早期文明是在交互作用中演进的，其族共同体既有独立发展的一面，也有互化融合的一面，既有由一方迁徙到另一方而呈现出“嵌入式”的融合，也有经过战争冲撞或兼并而发生的融合。无论哪种方式的融合，都不是单向同化而每每是相互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陶器、生业、聚落与社会组织等文化面貌均发生了很大变化，龙山化不仅是早期中国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史前文化事件，而且是随着仰韶文化的解体首先出现的，开始走向复杂与分化乃至冲突的文明化进程的标志，使整个早期中国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全国除山东地区以外的很多地方都发现了与龙山文化时代相近、文化面貌相似或有联系的文化遗存，并大多都曾经被命名为以省称开头的“某省龙山文化”，如河南龙山文化、河北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良渚遗址曾经被命名为“山东龙山文化杭州湾类型”、“浙江龙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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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严文明先生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即《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文章指出：“现在人们所说的龙山文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复合体，其中包含着许多具有自己的特征、文化传统和分布领域的考古学文化……但绝不能因此而对它们的共同特征和相互联系有任何的忽视。因此我还是主张应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并且建议称之为龙山时代。”严文明先生的这一主张很快被学术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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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大汶口文化对中原的影响具有革命性，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有研究者通过大范围的比对研究指出，大汶口晚期的扩张影响的范围涉及到良渚、石家河和中原地区，自此启动的中原地区的“龙山化”过程实则为“大汶口化”过程。(《仰韶与龙山之间：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中原社会的变革》张海、赵晓军，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北方高原部分大型遗址分布示意图：1.石峁　2.芦山峁　3.后城咀　4.白崖沟　5.碧村　6.府谷寨山　7.陶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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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首先兴起于黄土地区南部的河谷盆地，然后不断地向北面和西北面的高原山地传播扩散，整个黄河流域主要就是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与黄河下游平原丘陵地带的北辛-大汶口文化并存的格局。随着逐渐发达起来的大汶口中晚期文化向中原的持续扩张和冲击，加上自身的发展变化，陕晋豫邻境地区兴起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结束了仰韶时代，以陶鼎、斝、釜灶等炊器的流行为标志，开启了大中原区的龙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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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地带的“大仰韶文化”，在漫长的存续时间里，始终以尖底瓶和各种盆、钵、罐为基本陶器组合。在不断西进的大汶口文化的冲击下，后续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仰韶文化传统，新出现斝这种空三足器，流行鼎、斝、釜灶为组合的炊器，且尖底瓶演变为平底瓶（也称喇叭口折肩罐），其他盆、钵、罐类陶器也有相应的变化，种类增多。该文化兴起于陕晋豫邻境地区（包括晋南豫西和陕西关中东部等相邻地区），然后很快向周边传播扩散，其中往西沿渭河流域（包括支流）、往北沿汾河流域传播最远，影响最大。以斝的出现为标志，加上相应的变化，北方高原开启了龙山时代。（《 从芦山峁到石峁——北方高原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 》作者：戴向明，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


石峁文化的三足器造型风格，基本源自大汶口文化，未见良渚因素。

牙璋是一种非常独特而神奇的文物，最早出现大汶口文化晚期，兴盛于龙山文化，后来成为夏王朝的建国礼器。基于牙璋怪异的形制和广泛的存在，很多专家长期投入时间精力财力研究牙璋，一般认为牙璋的物理形态也不断变形，但基本要素和结构并未改变，本质上还是一颗獠牙。依据《周礼》之《春官》和《考古记》等早期文献记载，将其定名为牙璋:“首似刀两旁无刃……独有旁出之牙，故曰牙璋”。但是，良渚文化至今还没有发现过一件牙璋。

石峁遗址 兽面纹石雕，明显是源自山东龙山文化，却与良渚神人兽面纹

大汶口文化彩陶盂形罐上的变体兽面纹，出现的时间较早，可能是龙山文化兽面纹和良渚文化神人兽面像的前身，也是后来被称作饕餮纹的祖型。

国家博物馆上古文明分布图，很显然是湖北屈家岭人北上征服中原

龙山文化西迁，一部分到达豫西，一部分到达陕北，一部分到达关中，一部分到达山西，这不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吗？还需要你在这里科普？

少数草原成分+主体中原龙山（常染类似淮河龙山）。
主体中原龙山文化有南方长江（良渚石-家河）成分。
少数-个体，南方成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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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来的ydna来看。西部仰韶-中原龙山个体更多。

广西相关O1-PK4-M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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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甚至远征维京

屈家岭逐鹿中原
楚庄王、越王勾践先后霸主中原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於徐州，致贡於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於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於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馀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

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勾践传了6代，到无彊 齐国还是吓得…)
王无彊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彊。当楚威王之时，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

复旦分子人类学研究方法有严重的局限性，只注重常染血统，却避而不谈单倍群，得出片面、不准确的结论。实际上，常染混合有多种原因：1、农业扩张；2、部落联姻；3、军事殖民；4、贸易。个别石峁人有少量南方血统，但Y染色体完全是仰韶后人，只能是由于贸易和联姻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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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倍群（Y染色体、线粒体）与常染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个不同的群体，但常染相似，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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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个不同的群体（简称为A、B），两者Y染色体或者线粒体具有很近的共同祖先，迁徙分化时间短（一万年内），即使生活在不同的地区，文化不同，也不会发生常染差异，比如河南仰韶人群与鲁南大汶口人群O2-M122占主体，下游分支不同，但血统近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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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初两个不同的群体的染色体或者线粒体也不同，常染差别大，但A征服B以后，杀男留女，强行混合，最终同质化，比如西班牙人殖民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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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居农业人口占压倒性优势，繁殖迅速，而游牧渔猎人群摄取的来源又比较有限，人口容纳能力远远低于农耕地区。比如：历史上很多游牧民族（五胡乱华、蒙元、满清）入主中原，最终会被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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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分子人类学，不能只注重常染血统，还要研究单倍群，再综合分析，才能接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