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非典后遗症患者生活在疾病折磨和心理忧患中，他们生活在封闭的小圈子里。
几年来，政府也做了诸多努力，包括定点免费治疗及进行生活补助。但“非典后”依然对未来恐惧，他们担心疾病的发展，担心丧失生活能力，而因“非典后”具家族性特征，他们也担心谁来照顾患病的家人……
他们还在想着办法，找寻着过得更好的希望
暗夜的酒馆很安静，几杯下去，酒精的作用让方渤有些漂浮。
9月28日，这个患有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的中年人，试图猜想如没有非典后遗症，他现在会过着怎样一种生活。许多的镜头在他脑海里放大。
回忆和猜想让他不安、焦躁。他砸碎了酒瓶，用玻璃片儿，朝着脑门戳了下去……
目前在医院等待手术(右肩肱骨头清创)的方渤，脑门上有个明显的疤痕。
“群”里其他人听说了方渤自残的事，没有太多惊讶，几年过来，他们都深刻体会过这种绝望的感受。
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非典后遗症患者。
重新成为病人
作为“死里逃生”的非典患者，方渤一度“沉醉”，直到半年后腿疼症状出现
六年前，2003年的北京，被非典包围，方渤是成功突围的人。
患了非典的方渤，在东直门医院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当年6月，治愈出院。门诊楼上大幅祝贺患者康复的标语、家属手捧鲜花感谢医护人员，这样的画面，至今深印在方渤脑海里。
那段时间，他是媒体的“宠儿”。作为“被成功治愈的非典病患”，他还上了王志采访的“面对面”。
时至今日，自豪感还时不时会在语气等细节中显现。从视频资料看，当时的他显得年轻、健康。他甚至有些侠义：听说治愈者的血清对研究有帮助，他拉着全家人去捐。他还签署了协议，死后捐献眼角膜及遗体。
“那个时间段里，我是名人，活过来了，总想回馈。”方渤回忆说。
变化出现在半年后。
半年后，他感觉腿疼，呼吸不畅，去医院一查，发现是因激素过量使用而导致的非典后遗症。
方渤很快发现自己不是个体。2004年北京市政府对非典治愈者进行筛查，登记注册，这群人自发聚集了起来。方渤认识了张金萍等病友。


有症状共性的“群”
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以及抑郁症，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共性”
张金萍的遭遇，如同方渤故事的重演。
2003年5月8日，张金萍出院。她现在回忆认为，那可能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死里逃生，心存感激。但这种幸福，只持续了两天。
两天后，疾病重新袭来。她先是眼睛干涩，视力退化，随后出现了呼吸急促的问题，心脑血管也出现问题。
自此之后，她开始因各种疾病症状而转辗于医院。后来北新桥六院的医生提醒说，不会是非典后遗症吧？去照一个核磁。
“有症状的一查一个准，都是骨坏死。”方渤说。他目睹了不少非典康复者被确诊股骨头坏死的过程。
“非典后”的群体，其他人的经历与张金萍大同小异。
目前北京市登记在册的非典后遗症患者约300人，包括章玮、杨志霞、李朝东、李桂菊、王春秀、边幻云……
他们自身有不同症状，但有两样共同，一是股骨头坏死——实心的圆球变成中空，稍微有压力，即使是人的重量，也会让骨头无法支撑而塌陷；二是肺纤维化，炎症导致肺部肿胀，成为一个布满伤疤的气球，外壁厚重，没有弹性，收缩困难，导致呼吸不畅。
其实他们还有个共同症状：心理问题。“抑郁症”、“狂躁症”等字眼频频出现在“非典后”健康检查报告中。


张金萍住在东四十条的胡同里，周围人口稠密、高耸的楼房，让大片阴影始终在胡同停留。在张金萍低矮、潮湿的小屋里，是望不到天的。
大多数时候，她以这样的方式度日：靠在床角，没有表情，没有言语，等待黑暗吞没屋子的最后一丝光亮。
她的泪腺干涸，每隔一两个星期需要购买一瓶人工泪液，37元。这给她每年2万元左右的医药费，又带来一个负担。因疾病无法工作，她和脑瘫的女儿，靠丈夫养活。
病友杨志霞说，张金萍有过几次自杀的想法，病友们都劝她不要想不开。
沮丧的时候，张金萍说，她不愿等到眼睛失明之后，连自杀的门都找不着了。
与张金萍一样，“非典后”们需要解决的难题是：失去工作能力而疾病缠身，如何重拾往日生活。


是啊！这些人的生活费用应该怎么办呢？国家应该给救助吧。。。

悦

不是社会主义嘛，国家福利哪去了？

好一记洛阳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