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在成都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言简意赅，一针见血：“谓曾文正公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觏也。” 

所以不以“善战名”，就是说在战术上比较平庸，非名将之材。所谓“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就是说曾国藩在战略规划上相当精明而有谋略，不易给人可乘之机，这从曾氏在后来数年的战略部署上可见一端。另外一点“识拔贤将”，也是曾国藩最大的常处之一，湘军的人材主要出自湖南，而就在这一省之内能够涌现如此众多的将才，光是其中后来任职巡抚总督者便有多位，这些人中多数都曾受到曾国藩的赏识提携。湘军“屡战屡败”后却能“屡败屡战”，也与其能源源不竭地发现补充人材有关。虽然清军中比曾国藩善战的将领虽然很多，但在“善拔贤将”和“规划精严”两方面却“起事以来所未觏也”，即清廷之中无人可及，而这两点都是统帅才略的表现。所以，曾国藩非将才，实帅才也。从另一方面说，曾国藩能利用太平天国内部矛盾招降并重用韦俊，甚至能在李秀成被俘后使其一改对待曾国荃时的不屈态度而有降意，也不能不说是其过人之处。 

石达开始终认为曾国藩是个非常危险的敌人，他并没有低估自己的敌人，尤其没有因为对方屡败于己而轻视。应该说，清廷对于曾国藩一度也是有防范的，并没有完全信赖和重用，天京事变后曾国藩因为丁忧还籍，清廷便以为太平天国内讧，元气大伤，洪石又离异，支撑不了多久，而有不再启用曾国藩的意向。后来是因为石达开部突入浙江，难以应付，才很不情愿地重召曾国藩。1859年“宝庆会战”前后为阻挡太平军入蜀而一度欲调曾国藩进川，却吝于授其“四川总督”的职位，恐怕是曾国藩借口连篇不愿应召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直到1860年江南大营被攻克后，清廷才不得不死心塌地依靠曾国藩等人，曾氏在那之后数年中表现出的战略眼光也是为各方所认可的。 

反观天京方面，自从东王被害，翼王远征后，就没有能再出现一位有统领全局才能的战略家。洪仁玕既缺乏实战经验和长远的谋略，在协调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将领方面也力不从心。尤其1860年以后，尽管太平天国取得了“二破江南大营”“东征苏浙”“大破洋枪队”等一系列胜利，但总体战略形势却并未因此有根本改观，反而每况愈下。战术胜利与把握战略主动性方面的反差，恐怕是双方战略指挥水平落差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