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吕布占据徐州期间，陈珪、陈登父子被塑造为以智谋牵制并最终瓦解吕布势力的关键人物。吕布则被描绘为有勇无谋的武夫，轻易为陈氏父子所操控。后世读史者中不乏对下邳陈氏持批判态度者，如李贽称“下邳陈氏，弄吕布如婴儿，可怜吕布全不知也”；王夫之亦质疑其忠于汉室的纯粹性，认为“二子者，险人之尤也，岂得以归汉为忠而予之！”

《三国志》中记载：“沛相陈珪恐术报布成姻，则徐、扬合从，为难未已。于是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将军宜与协助同策谋，共存大计。今与袁术结姻，必受不义之名，将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术，而女已在涂，乃追还绝婚，执胤送许，曹操杀之。”这一事件被视为陈珪与吕布的首次政治合作，但其叙述方式引人疑问：作为军事统帅的吕布，是否真会因陈珪一席话就轻易放弃与袁术的联盟？值得注意的是，吕布后来曾对陈珪表示“今致术军，卿之由也”，暗示背后或有更复杂的动机，然史未详载。
另一值得推敲之处在于陈珪的官职——沛相。当时刘备正驻于小沛（沛城），而《三国志》载：“术遣将纪灵等步骑三万攻备，备求救于布。布诸将谓布曰：‘将军常欲杀备，今可假手于术。’布曰：‘不然。术若破备，则北连太山诸将，吾为在术围中，不得不救也。’”一般认为吕布“辕门射戟”是为救刘备，然其时刘备仅据一县之地，竟引袁术、吕布两大势力相争，地缘政治上略显牵强。若结合陈珪为沛相这一身份，则可推测若结合陈珪为沛相的身份，袁术此次军事行动是否以沛国为主要目标，值得考虑。如此，则吕布的出兵相救，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维护与陈珪的政治联系，而不仅仅是为了刘备。但这一可能性在史书中并未明确表述，仍属推测之论。

根据《三国志》所载，时任沛相的下邳陈珪，为故太尉陈球之侄。袁术与陈珪皆出身公族，年少时便有交游。袁术曾致书陈珪，称：“昔秦失其政，天下群雄争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归……与足下旧交，岂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实为吾心膂。”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陈珪次子陈应正在下邳，而袁术将其挟为人质，意图逼迫陈珪就范。然而陈珪回信明确拒绝，申明自身支持曹操“兴复典刑”“清定海内”的立场，并劝袁术“匡翼汉室”，拒绝与其合作。
从这一记载来看，此事很可能构成袁术出兵沛国的直接动因。袁术与陈珪既有旧交，又曾存在政治合作的可能性——陈珪从弟陈瑀便曾受袁术委任为扬州刺史，其后叛离。考虑到袁术当时控制豫州，陈珪的沛相一职，亦不排除为袁术所表。然而，当曹操迎奉天子后，陈珪转而明确支持曹操，致使袁术丧失对沛国地区的控制企图。袁术因此挟持陈应，并以书信胁迫，遭到拒绝后遂派遣纪灵进攻沛国。

此外，陈应当时在下邳，却被袁术所挟，此一情节颇耐人寻味。若吕布确已掌控下邳，则不排除他在此事中存在默许甚至协助的可能。但史书对此未作明确说明，故相关推测应持保留态度。吕布其人反复无常，先前表面同意与袁术联姻，并可能协助其控制陈应；而在袁术进攻陈珪时，又转而出兵相救。凡此种种，皆反映出吕布并非仅如传统叙述中那般无谋被动，实则具有一定的权术计算与策略摇摆。然而，此类细节在正史记载中未被明确呈现，反而突出陈珪父子的忠汉形象与智谋角色。若进一步揭露吕布主动勾结与操纵的痕迹，则下邳陈氏父子在政治选择上的现实性与机会主义一面，亦将更为凸显，或不利于其作为“汉室忠臣”的历史形象塑造。历史书写中对此类内容的省略与修饰，或许正是出于维护特定叙事结构的需要。

下邳陈氏与吕布之间形成的联盟，促使陈氏为吕布疏通渠道，使其向许昌朝廷称臣。然而双方在立场与利益取向上存在本质差异，这一问题拟另文专论。此后，袁术率步骑数万进攻下邳，分七路大军攻布。时吕布仅拥有三千余兵力，遂向陈珪表示：“今致术军，卿之由也，为之奈何？”此言似乎暗示吕布是因与陈珪结盟才与袁术决裂，以致招来进攻。陈珪则献策称：“暹、奉与术，猝合之师耳，谋无素定，不能相维，子登策之，比于连鸡，势不俱栖，立可离也。”其建议通过陈登策反杨奉、韩暹等将领。
然而此处存在值得推敲之处：吕布若欲联合白波将领杨奉，何以必须经由陈登牵线？吕布与杨奉同出自并州边地，且曾共事于董卓控制下的长安朝廷，本应自有渠道进行联络。据《三国志》载，吕布实际“遣人说暹、奉”，而且说降白波军的书信是吕布自己写得。并未明确提及陈登直接参与此事。这一细节或许反映陈氏父子在吕布集团中沟通中枢的地位被史书有所放大。

另一方面，吕布与下邳陈氏还曾共同策划针对孙策的军事行动。当时袁术僭号称帝，孙策趁机脱离袁术，转而向曹操控制的许昌朝廷表示归顺。然而孙策需借助已获朝廷承认的吕布作为中间人斡旋。在此期间，吕布被任命为平东将军，成为曹操名义下的附庸势力。据《后汉书》记载，朝廷曾遣议郎王誧携诏书至江东，提及吕布为孙策表功，称其“乃心本朝，欲还讨术，为国效节”，并命吕布与吴郡太守陈瑀——下邳陈氏族人——共同讨伐袁术。
无论陈瑀之吴郡太守是否为朝廷正式任命，此举显然侵犯了孙策的实际利益，因孙策已委任朱治为吴郡太守。在陈瑀与孙策的冲突中，若吕布确与陈瑀存在协同，则可理解为下邳陈氏与吕布试图借朝廷授爵为名，谋划对孙策不利。但史书对吕布的具体角色着墨极少，可能有意淡化。是否存在合谋，目前仍缺乏直接证据：“瑀阴图袭策，潜结祖郎、严白虎等，使为内应”。该计划最终因被孙策识破而失败，吕范、徐逸率军在海西击溃陈瑀。
吕布在此事件中的关键角色在正统史述中往往被淡化，很可能源于下邳陈氏其后对吕布的背叛。若充分呈现吕布与陈氏合谋的事实，则将削弱陈氏父子作为“弃暗投明、效忠汉室”之正面形象的叙事建构。历史书写中对这一合作的隐没，反映出成王败寇语境下对政治道德性与阵营合法性的重塑倾向。

吕布与下邳陈氏联盟的战略意图，未必仅限于表面上的附曹姿态。结合当时舆论已出现‘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的判断，不排除其间存在通过陈氏渠道谋求与袁绍建立联系的可能性。但现有史料并未直接证实两者之间有实质性同盟，相关推测仍需谨慎看待。当时舆论已有“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的判断，显示出中原势力重组的内在张力。陈登等人曾遣使致袁绍，称：“天降灾沲，祸臻鄙州，州将殂殒，生民无主……”并共推刘备为徐州之主，此举不仅意在稳住徐州局势，更可视为陈氏为刘备——进而为吕布势力——牵线结好袁绍的重要政治操作。刘备随后获曹操表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正在建安元年，与此背景密不可分。
吕布听信陈珪之劝而绝婚于袁术，其动机未必仅限于靠拢曹操，更可能试图藉此打开通往袁绍的政治通道。尽管正史未明载吕布直接交通袁绍，但从若干旁证可推知其间或有隐情。例如曹操谋士郭嘉曾指出：“绍方北击公孙瓒，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不先取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此言反映曹魏高层确有顾虑吕布与袁绍联合的战略风险。
另一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曹操曾致书吕布，“说起迎天子，当平定天下意，并诏书购捕公孙瓒、袁术、韩暹、杨奉等”，吕布对此反应为“大喜”，并再度遣使上书朝廷。考虑到公孙瓒为袁绍之劲敌，吕布欣然接受追捕公孙瓒的诏令，暗示其可能与袁绍已存在某种默契或实际合作。

此外，在曹操南征张绣、刘表之际，其帐下谋士曾忧虑“表、绣在後而还袭吕布，其危必也”。荀攸则认为刘表、张绣新败不敢妄动，但指出“布骁猛，又恃袁術，若从横淮、泗间，豪杰必应之”。值得注意的是，刘表此时“北与袁绍相结”，若吕布确与袁绍同盟，则该战略布局将更具威胁性。
陈瑀败于孙策后“单骑奔袁绍”的记载尤为异常。作为败军之将，其不避远路投靠袁绍，而非选择更近的曹操或吕布势力，强烈暗示其北奔非为避祸，实乃负有联络袁绍之外交使命。此举很可能代表吕布与下邳陈氏的共同战略意图，即通过陈瑀进一步巩固与袁绍的隐性联盟。
综上所述，吕布与下邳陈氏之联合，不仅旨在稳定徐州、周旋于袁术与曹操之间，更可能隐藏一项更为宏大的战略谋划：即透过下邳陈氏的政治渠道，北结袁绍，形成对曹操的潜在夹击之势。而陈氏父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远非传统史观中“纯然扶汉”的忠臣形象，实则显示出显著的地域性豪强策略与高度的政治机动性。

建安三年，吕布再度联合袁术之举，若仅从袁术当时困守扬州的衰颓形势来看，确实显得颇为反常。然而，若将其置于袁绍与曹操两大集团对抗渐趋公开化的宏观背景中考察，或可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一种较大的可能性是，吕布此次与袁术结盟，实为一场以袁绍为核心、旨在夹击曹操的战略协调之一部分。吕布很可能在其中扮演了牵线角色，促成了袁术与袁绍之间的重新联合，这也为后来袁术在穷途末路之际意图北投袁绍的行为提供了逻辑上的连贯性。
这一推测虽缺乏直接证据，但从陈琳所作《为袁绍檄豫州文》中的指控可获得某种侧面的呼应。文中称：“往者伐鼓北征公孙瓒，强寇桀逆，拒围一年。操因其未破，阴交书命，外助王师，内相掩袭。”袁绍阵营公开指责曹操表面助战、实则暗通公孙瓒，这种行为本身表明，在当时的战略博弈中，跨越阵营界限的临时合作与利益交换并非不可想象。若曹操可密联公孙瓒，则袁绍策动吕布及重新接纳袁术亦在情理之中。

据此或可进一步认为，自曹操迎奉天子后，天下争衡的格局已逐步发生根本转变。早期袁术与袁绍之间的“二袁之争”渐告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以曹操和袁绍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全面对抗。其他诸侯诸如吕布、刘备等，均不同程度地被卷入这场霸权角逐中，其合作与背叛往往取决于曹、袁两大阵营的战略需求与利益交换。
这一视角或许有助于重新理解建安初年群雄割据中诸多看似矛盾的联盟与背叛行为，为解读该时期的历史动态提供一条更具整体性的思路。当然，上述推想仍属于基于间接证据的假说范畴，其证实与否，仍有待于新史料的进一步发现与辨析。

对刘备在徐州时期地位与作用的再审视
刘备获下邳陈氏推举领徐州，传统上多被视为其个人声望与能力所致，然细究之，此举实出于陈登为代表的地方豪强为联络袁绍、曹操而进行的政治安排。吕布袭取徐州后，刘备迅速溃败，困守广陵时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尽管陈登与刘备在公开场合互相推许，却未见陈氏施以实质援助。刘备不得已向吕布请和，后者表其为豫州刺史。此后，下邳陈氏与吕布展开合作，如建安元年袁术进攻陈珪所在的沛国，吕布出兵相助，而史书叙事却将焦点转移至当时仅据沛城的刘备身上，模糊了陈珪才是吕布真正救援对象这一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刘备获曹操任命为豫州牧后仍驻小沛，与吕布处于公开敌对状态，而陈珪父子却始终与吕布保持合作，双方甚至共同策划了对孙策的袭击。至曹操东征吕布时，陈登以广陵太守身份为曹军犄角，刘备则仍在沛县与吕布军冲突，期间发生杨奉被刘备诱杀、刘备劫掠吕布马队等事件，最终为高顺、张辽所败。

这一局面揭示出某种结构性矛盾：沛国相陈珪与吕布合作，但其治下的沛城长官刘备却与吕布为敌。此种情形或可与曹操、臧霸、昌豨之间的互动模式相类比：臧霸名义上附曹，却通过昌豨的“反复”行为向曹操表达诉求、争取利益，而不直接撕破脸面。依此模型，刘备在徐州体系内的角色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刘备在徐州时期的实际地位，或许并不如史书表面呈现的那样独立。他在陈登推举下领徐州，且常需依赖陈氏支持，因而其地位未必与吕布平起平坐。若从结构上观察，也可以将刘备视为陈氏政治布局中的一环。但这一解释与传统认知差距较大，尚需更多旁证加以验证。尽管刘备被曹操表为豫州牧，在名义上高于陈珪，但其实际地位或许更接近陈氏下属。
若这一推论成立，则史书对刘备与陈珪关系的模糊处理便值得深究：究竟是为陈珪避讳，还是为刘备隐恶？尽管陈登公开场合对刘备极尽赞誉、对吕布多所贬抑，但从政治行为本质来看，刘备与吕布对下邳陈氏而言皆属可利用的棋子。差异在于，刘备实力与权谋均显不足，故仅作傀儡之用；而吕布军力强盛却难以驾驭，遂在利用价值耗尽后遭背弃。究其根本，下邳陈氏、刘备与吕布三者皆精于权术、反复无常，然吕布之“无常”被史笔如实记载，陈氏与刘备之机变却因身后阵营与叙事需要而被不同程度地遮蔽与美化。

陈应一节，当时袁术去信拉拢陈珪，是挖徐州墙脚，可以是刘备时也可以是吕布时。即便吕布已倒向袁术，也不会默许袁术劫持陈应。从动机而言，吕布不存在坐视袁术劫持陈应的理由。
吕布虽听陈珪之言绝术，但旋即赖陈珪招致袁术为敌。同时也不情愿遣陈登出使朝廷，甚至在陈登出使后不满意，大发雷霆。可见其并不信任陈氏，总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
建安元年6月吕布袭取下邳，之前袁术还致书表示送粮感谢吕布。结果是空头支票，“布又恚术运粮不复至，乃具车马迎备，以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当月就发生郝萌作反，曹性供出陈宫的事情。可见吕布军内部也被袁术渗透惨了，袁术阴险，也是准备有连环计的。那么袁术想劫持陈应，都不需吕布同意。。
袁术威胁陈珪，可以发生在建安元年为了削弱刘备或吕布的势力，也可发生在之后吕布许婚又反悔，袁术怒陈珪坏他好事，想迫他就范。

最有意思还是陈瑀，一个朝廷的吴郡太守、安东将军，想驱赶孙策夺回封部是挺好理解的，但事败以后一不回家，二不回朝廷，结果逃袁绍去了。其后陈登接着对江东搞破坏，更像是家族性的决策，而不是陈瑀的个人冲动。